从逻辑上讲，世俗和宗教是有先后之分的，顺序上必然是先有“组织性的世俗”，随后才会有“组织性的宗教”，所以在基督教在刚刚兴起时，它的教义特别强调，要“顺服世上的权柄”，这显然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出的规避性决策，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这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既然上帝主宰一切，那人世上的所有权柄都应当绝对服从于上帝，但事实上并不是，历史证明，百分百的遵从于上帝，那一辈子就只能是“仆人”，无论在哪个地方，皇冠的归属者总是一些敢于挑战上帝并且离经叛道的人，于是，基督教只能以“神的意志不可揣测”来自圆其说。
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群被罗马人剥削的犹大人找到耶稣，希望救世主带他们推翻罗马。但耶稣明确表态，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于是，大家失望了。聪明的法利赛人给耶稣下了个套，他们对耶稣强调，既然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那我们为何要给凯撒（罗马的代指）纳税？我们应该向上帝纳税。
耶稣让法利赛人拿出了一枚硬币，指着硬币上的画像问“这是谁？”
法利赛人说：“是凯撒。”
于是，耶稣说出了流传千古名言：“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岂今为止，这是对宗教和世俗，唯心和唯物间矛盾的完美解释。
之后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宗教染指世俗，还是世俗借力宗教，都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灾难。
在君士坦丁一世（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时期，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皇帝被迫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随后，罗马主教格里高利自称“教宗”，正式形成罗马教皇制度；此时基督教已具有了与世俗权柄分庭抗礼的能力。8世纪中叶，由于法兰克国王（Pépin le Bref），即俗称的矮子丕平，为报答教皇撒迦利亚的政治支持，把他夺到的一部分土地，送给了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从此开创了延续一千多年的教皇国。
在权力和物质的双重刺激下，宗教的野心已经蔓延到了世俗上，随后，丕平的儿子查理曼，为了教皇利奥三世的承认，主动请求其加冕，引发了“君权神授”的开端，至此，宗教的权利开始高于帝王。
此后，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为了权力和财富，变的欲壑难填。不仅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死了追求真理的哥白尼，还拒绝了进步的思想，拒绝了自我净化的能力，直接导致了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如此残忍暴行，必为世人不齿，哪怕是以上帝的名义。不堪忍受教会压迫的欧洲人，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契机，开始不断反抗，最终，教廷迫于无奈，宣布了“世俗政权只管人的肉身，灵魂则交付与上帝”，不再强调与坚持政教合一，退出了世俗舞台。
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故土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并且代价更为惨痛。
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过后，是权力高度权中的秦汉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至此，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尤如被骟掉的种马，开始不断劣化。
事实上，至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宗教化的工具来约束世人，以至于在英文语境中，儒家思想从来都是以宗教的性质出现的，因为敏感的欧洲人发现，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所谓的“三纲五常”，不就是当年基督教玩的那一套吗？
事实上，情况远比欧洲人想的更糟糕，儒教与基督教相比，并没有具现化的“神格”，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夫子，也不过是“圣”人，不具备神的“强制性”，因此，被政治化了的儒教，成了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谁都可以为其“注释”，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宽仁，逐渐被当权者的教条所取待，中华民族逐渐丧失了刚毅的品质，不断的充满奴性，思想也开始止步不前。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诞生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观，即“饥饿的盛世”，一边物质高度繁荣，一边思想极度落后，最终，欧洲人的坚船利炮让中国沉沦了数百余年，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俗与宗教必然是不可兼容的，就像硬币上的两面，单纯的唯心不可怕，单纯的唯物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唯心上追求唯物，在唯物上追求唯心，这两种给合，必然带来极权和禁锢，必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创伤。
所以，还是那句话，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