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为社会为世人尽力

自创办京瓷以来，我倾注心血于精密陶瓷的开发和企业的经营。幸运的是，公司顺利地成长发展，我也有机会获得了各种奖赏。

第一次得奖是1981年，我从东京理科大学已故的伴五纪教授处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伴纪念奖”。

伴先生把自己的专利授权所得的资金收入，用于奖励和表彰在技术开发方面做出贡献的人。我虽然很高兴地去参加了颁奖仪式，但看到伴先生的境界，我羞愧难当。

先生把自己所获的有限专利授权费拿出来运营这个奖项。与此对照，我在企业经营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结果，我自己也很幸运地积累了一定的个人财富。这时候我却兴冲冲地赶去领奖。

“这样做合适吗？拿出资金给人颁奖的应该是我才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要将自己的财富以某种形式回馈社会。于是，在1984年，我拿出自己的股票和现金总计约200亿日元，设立了稻盛财团，创设了“京都奖”。

创设京都奖的消息公开后不久，我就去诺贝尔财团进行拜会访问。当时我请教对方:“颁发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奖项有什么重要的注意事项？”对方指导我说:“从国际视角看，审查必须严格公正。另外就是要持续，这样就会具有权威性。”

并且，诺贝尔奖的财团理念是基于“诺贝尔的遗言”。我在运营京都奖表彰事业时，也构筑了“京都奖的理念”，将此作为今后京都奖的审查和运营所必须遵循的指针。

在此理念中，我将自己一贯的人生观“为世人、为社会尽力，是人最高贵的行为”放在了第一条。

我在很早以前就考虑，要回报培育我成长的人们及社会。这一愿望应该用什么形式去实践呢？我考虑了多种方案。我经常感觉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辛苦努力的科研人员，但能让他们从内心感到喜悦的奖项实在是太少了。我将这些想法作为创设京都奖的理由。

当今社会，人类精神层面的探索大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精神层面的发展绝不是对立的，我认为，如果两者发展不平衡，就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幸。京都奖要对科学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平衡发展助上一臂之力，进而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出于这种夙愿，我把这一想法也归结到京都奖的理念之中。

据此京都奖的理念得以确立。在京都奖进行审查时，每当审议陷入僵局时，评审委员们头脑里就会出现“再次回归‘京都奖的理念'，重新进行审议”的念头。所以，“京都奖的理念”是京都奖的活灵魂。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将表彰事业运营至今。通过京都奖，我得以和很多了不起的人相识，这也成了令我愉悦的事情之一。

京都奖的理念中有这样的内容:“京都奖的获奖者必须是这样的人:他们像我们在京瓷一路走来那样，谦虚勤奋、付出成倍于常人的努力、努力追求真理，且具备自知之明，对‘伟大之物'怀有虔敬之心。”然而，人心是看不到的。通过审查，可以评价获奖者的业绩，却无法详细了解获奖者的人格秉性。

但不可思议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京都奖获得者，全部都是人格高尚的人。他们花费半生的心血，聚精会神，将精力倾注在一件事上。这种真挚的态度，塑造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塑造了他们美好的人格。我禁不住为之感叹。

诺贝尔奖的奖金是5000 万日元，为了表示敬意，我们将京都奖的初始奖金设定在4500万日元。因为后来诺贝尔奖的奖金有所增加，所以从第十届京都奖开始，我们也把3个领域的奖金都增加到了5000万日元，此后就一直按照这个额度颁奖。

关于奖金的用途，也是在京都奖颁奖仪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一般会认为，获奖者都会将奖金用于自己的研究事业。但令人惊讶的是，实际上，很多获奖者都将奖金回馈社会。

比如，第三届京都奖的精神科学·表现艺术领域(现为思想·艺术领域)获奖者、波兰己故导演安杰依·瓦伊达先生，就以他所获奖金为基础，设立了“京都-克拉科夫基金”，在波兰建立了日本美术中心。

此外，有很多获奖者都将奖金用于捐赠，或用于设立其他奖项，将奖金用于为社会、为世人的公益事业。

京都奖最初的目的是给予默默无闻、终生努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们以鼓励，我觉得获奖者完全可以将奖金用在自己身上。但结果却出现了这样善的循环，我从内心感到喜悦。

人类一切行为中最尊贵的行为，就是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一般而言，人往往优先考虑自己，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拥有把“帮助他人，让对方喜悦”作为最高幸福的利他之心。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