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三边政策”指导丹江口水利枢纽施工
毋庸置疑，丹江口水利枢纽是特定历史时期兴建的巨型工程，乃“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政策指导下，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尽管初期“人海战术”施工手段简陋，遭遇困难中途被迫停工，但终究是在“非常时期”自力更生兴建并安全运行至今的中华水利之最，怎么褒奖都不为过。
泱泱华夏，治水犹如治国。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有计划、有步骤的在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开展了盛况空前的群众性治水运动。
鉴于丹江口水利枢纽，对治理开发汉江和实现“南水北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58年3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批准兴建该工程，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成都会议后，湖北省、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积极进行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8年6月12日，丹江口工程委员会和丹江口工程局在武汉成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任主任，长办主任林一山、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任副主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书记任仕舜任局长。
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
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10万建设大军陆续来到工地。
为适应高速度施工和大兵团人海战术的需要，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10月31日，丹江口工程局更名为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政委，省长张体学任总指挥长。总指挥部下设政治部、器材运输司令部、后勤司令部及左翼、右翼两个兵团，按师、团、营、连等军事化建制管理。
左翼兵团下辖3个师，右翼兵团下辖4个师，共有39个团、141个营、510个连，施工队伍达87000余人，时称10万大军。
1960～1961年，随着进场机械设备不断增多，工地进入土洋并举的半机械化施工阶段。
由于国家压缩基本建设，工程总指挥部于1961年7～8月对施工队伍进行精简，固定职工为14592人，临时职工15292人。
同年8月28日，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更名为水利电力部汉江丹江口工程局，任命周发田为局长，隶属于水利电力部，受水利电力部和湖北省双重领导。
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了工程质量，丹江口大坝主体工程混凝土坝体出现了贯穿性裂缝的重大质量事故。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丹江口主体工程停止施工，集中力量处理质量事故问题。在停工期间，工程局对施工人员进行精简整训，到1962年底，工地上的施工人员减至13000人。
恢复施工，步入机械化作业“革委会”管理阶段
1964年12月7日，国务院下达关于丹江口水库续建规模的批示，同意工程按照防洪结合发电方案进行设计与施工。12月16日，主体工程正式恢复混凝土浇筑，开始进入机械化施工阶段。1965年4月，工程局下辖厂（队）14个、处室23个、职工12905人。
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丹江口工程局领导班子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1967年3月，人民解放军郧阳军分区“支左”部队进驻工地，成立了丹江口工程局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革命委员会，郧阳军分区副参谋长刘一飞任主任。3月24日成立丹江口电站筹备处。同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顺利下闸蓄水，开始发挥效益。
1968年2月，成立了水利电力部汉江丹江口工程局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一切权利都归革委会。军代表王金昌任革委会主任。
1969年4月，汉江支流堵河上的黄龙滩水电站破土动工。丹江口工程局组建了黄龙滩工程（又称一○一工程）指挥部，抽调大批干部和工人参加工程建设。
1969年12月18日，为了备战备荒的需要，将水利电力部汉江丹江口工程局改为水利电力部第十工程局，任命公兴厚为局长。
1970年7月，丹江口大坝全线达到设计高程162米，工程基本完工。此时，水电部、湖北省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决定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同时恢复南河大坝的建设。10月7日，第十工程局成立了二○一指挥部（即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和三○一指挥部（南河工程指挥部）。这一年提出的口号是：“确保黄龙工程，带好南河，作好丹江口扫尾，主力开往葛洲坝”。
从1971年12月开始，第十工程局陆续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葛洲坝工程（又称三三○工程）建设。第一批共有9220人，至1974年3月，共调去12547人。据1972年4月统计，第十工程局共有职工16535人，其中丹江口工地8556人，黄龙滩工地7779人，南河工地63人。
1973年9月，丹江口电厂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同年11月，升船机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引水灌溉渠首也先后完工。至此，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全面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