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季度,上海出海口文学社在特殊时期相继开展了“抗疫”和“桃花”征诗活动,起到了促进创作和鼓舞战役的积极作用。从这次收到的桃花诗来看,总体质量是好的。我想联系会员们的创作实际,从形式和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技法和韵律方面对桃花诗作个评析,并谈谈对好诗标准、写诗是否要用标点符号和诗歌排列等问题的看法。
一、形式和内容
内容决定形式,并以形式为载体来表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使内容带有本形式的特征和风格。同一作者写同一内容,用自由诗、现代格律诗或古风诗、格律诗等形式来写会有不同的效果。
(一)形式
从新体诗来看,有自由诗,如韦江荷的《一只留鸟面对桃花开》和黄佰乾的《送你一根桃枝——献给在抗疫中殉职的白衣天使》(组诗);有现代格律诗,如修淑华的《桃花随想》和朱中联的《春天的桃园》;有现代半格律诗,如袁德礼的《疫情中的桃花灿》和陈柏有的《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从旧体诗来看,有古风诗,如瞿若的《宅外桃花艳》和季渺海的《桃花吟》;有格律诗,如唐根明的《七绝·桃花赞》和廖金璧的《七律·桃花斗艳笑春风》;有词,如郦帼瑛的《点绛唇·桃花》和姚守航的《虞美人·桃花咏》(五阕)。
还有民歌体诗,如王经文的《桃花颂》和潘培坤的《续咏桃花》(三);新声体诗,如胡隆庆的《忆春》;儿歌,如庄寅亮的《桃花初绽》。
各种诗体无优劣、高低之分,都可以写出精品力作甚至传世佳作。就大家的诗歌创作而言,绝大多数是写自由诗和古风诗的,故能写其他体式的诗歌就显得比较难得。而民歌、儿歌、古风诗和新声体诗自成一体,诗词有格律规范,大家都容易理解和掌握,最需要的是对现代格律诗和现代半格律诗的了解和创作。
现代格律诗是白话诗中节奏规则变化的诗歌体裁。如严国基的《我为桃花写首诗》共有五节,每节四句依次都是1-1-2-2-1、2-2-3-1、2-2-2-2、2-2-2-2-2的节奏。现代半格律诗是白话诗中节奏以规则变化为主兼有自然变化的诗歌体裁。如冯启权的《桃花院颂》共有三节,前两节节奏完全一样,第三节节奏作了变化。近代诗人、学者闻一多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理论。我们可从他的名作《死水》中悟出现代格律诗创作的方法和妙处。
一个诗人有自己擅长创作的诗体是好事,但如果一辈子囿于写一两种形式就会受到局限。有志于诗歌事业的作者都应朝着“一专多能”的方向来发展,不断提高思想境界、改善知识结构才是提高诗歌创作能力和水平的治本之道、必由之路。
(二)内容
在内容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写桃花的。如李必新的《桃花劫》和张婷钰的《桃之梦》;另一种是将桃花和抗疫结合起来写的。如张春新的《咏桃花》和朱国维的《桃花迎天使》。从我国古代的桃花诗来看,就有纯写桃花的以及将桃花和人事结合起来写的。前者如唐代吴融的《桃花》:“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何当结作千年实,将示人间造化工。”后者如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因此,我们上述两种写法都是对诗歌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另有一种诗,诗中有“桃花”,却非写“桃花”的。如唐代李白创作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诗是名作,却并非是写“桃花”的。在我们这次桃花征诗中也有借“桃花”之名,而未写“桃花”之实的。
二、思想性和艺术性
思想性是作品表现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意义,在诗中就是诗魂,是作者思想境界在诗中的体现;艺术性是作品通过形象反映世界的完美程度,在诗中主要是意境,是作者艺术素养在诗中的体现。
(一)思想性
诗歌的思想性就是作品的立意,是贯穿全诗的主线。在桃花诗中,思想性比较好的主要有:
饱含家国情怀。如严国基在《我为桃花写首诗》中写道:“世纪伟业有党领导/两个百年必然桃红柳绿”,表现了作者对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充满信心,并用“桃红柳绿”来形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的繁荣和喜庆。吴振兴在《重游桃花村》中写道:“生逢当今大时代,桃李芬芳满人间!”这里的“桃李芬芳”是在前面写到的“十里桃花花如海,鸟语花香景色鲜”(自然)、“抗击疫情捷报传,桃花坞里喜事连”(社会)和“改革开放四十春,农村一片好光景”(事业)的基础上,对当今大时代春满人间的歌颂和展望。
揭示发展规律。如阮德章的《又见桃花》通过“千树万树/千里万里……”灿若艳霞的桃花看到“玄冥挡不了春天的脚步/瘟君毁不了春天的芳华”,揭示了冬神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病毒损毁不了春天的芳华的规律。
歌颂战疫英雄。如陆振声的《桃花缘——为一位抗疫斗争献身的白衣战士而作》,从夫君的角度用桃花将一位白衣战士从新婚、攻读博士后、当主治医师到为抗疫献身串起来,塑造了丰满感人的抗疫巾帼英雄的形象。陈晓燕的《一朵心疼的桃红》,写的是在桃花盛开的春天,身为白衣天使的“妹妹在抗疫一线累倒/摔伤了脸”,而爱美的她坚持奋战在抗疫前线:“一朵受了伤的花儿/依旧在风雨中争艳”。
坚信抗疫必胜。如潘培坤在《咏桃花》中写道:“神州自有回天力,亮剑除疫唤春风!”王念朝在《桃花咏》中写道:“待到桃花烂漫时,十亿神州尽欢歌。”作者在诗中都表达了对驱瘟神必胜的信心。
表现热爱生活。如肖伟民在《邂逅一朵春天的笑靥》中写道:“我要摘下这朵春天的/笑靥/与诗意同行”。陈敬标在《桃花吟》中写道:“河柳抽出愿景,紫燕叼来希望。春风十里桃花,点燃天下艳光。”都在写桃花的同时,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让人间焕发出诗美,把我们引向“诗和远方”。
(二)艺术性
诗歌的艺术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其核心是意境。在桃花诗中,艺术性比较好的主要有:
物我交融。如刘希涛的《三月》共有两节:第一节“去郊外/听桃林讲/簇新的故事/听小河唱/刚录的情歌”,写的地点是郊外小河畔的桃林,这样幽美的环境本身就富有诗情画意,更巧的是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将桃林和小河都写得灵动起来,折射出作者物我两忘、宁静致远的心境。第二节“三月/桃花灼灼/杏花夭夭/李花纷纷/我心灵之蛹/开始蜕变/化蝶,虽有翅翎/却不会劳作/还是变只蜜蜂吧/纵然酿蜜而死/在蓓蕾的轻绽中/也让你听到/——我的心声”,其中“三月”是写时间并点题;“桃花灼灼/杏花夭夭/李花纷纷”是写桃花与杏花、李花争奇斗艳,而“灼灼”“夭夭”和“纷纷”分别是鲜明、茂盛和众多的样子,典出《诗经·周南·桃夭》等;置身百花丛中,诗人的“心灵之蛹/开始蜕变”,他不愿变为“虽有翅翎/却不会劳作”的蝴蝶,只想变成“酿蜜”的蜜蜂,宁可“劳作”“而死”,也要“在蓓蕾的轻绽中/也让你听到/——我的心声”,这个“心声”就是作者家国情怀的“心声”。诗中,作者在营造的诗化环境中,将物拟人与将人拟物相结合,在“意”和“境”的融合中抒发自己的情志。
形神兼备。如许国江的《春桃》是首七句短诗,前四句“把满园秀色/寄寓于一首古诗/夭夭 灼灼/绽放出一树风采”,借用古诗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把满园秀色”“绽放出一树风采”,这个“风采”既是现实自然中“春桃”的风采,也是古今人文中“桃花”的风采,巧妙地把现实与历史、自然与文化融合了起来;后三句“朵朵锥心的爱恋/在春燕的喃喃细语声中/吐露 升华”,朵朵桃花都是刻骨铭心的爱恋,这种爱恋在春天——“春燕的喃喃细语声中/吐露 升华”,“吐露”的是“爱恋”的心声,“升华”的是桃花对大地母亲的忠贞与回报。诗中,作者隐身于物,以物代言,实现了桃花的“形”与作者的“神”的合二为一。
虚实相生。如余志成的《三月桃花》前三句“那白里透红的/一株株桃花/被三月的细雨打湿”,是实写“细雨打湿”“桃花”;中四句“连同藏在/花心里的幽思/一瓣一瓣/散发着迷人暗香”,是以实“花心”“暗香”带虚“幽思”;后四句“将赏花者/细雨中的回忆/梳理拉长/成闪亮的诗行”,还是写实“赏花者”“细雨中的回忆”带虚“梳理”并延伸“拉长/成闪亮的诗行”。在此,“赏花”引起“回忆”,“细雨”引出并象征“梳理”“拉长”,至于“梳理拉长”了什么“回忆”?作者用“闪亮的诗行”给了读者暗示:那必定是美好的难忘的“回忆”!此诗仅用11个短句、60个字,就把“桃花”之韵、“赏花者”“回忆”之美写得言有尽而意无穷。
三、技法和韵律
诗歌的创作方法很多,咏物诗又有自身的一些技法;韵律是语言成为诗歌的标志,也是诗歌富有音乐性的要素。
(一)技法
“我为桃花写首诗”是命题写诗,写什么诗?一看便知,是要求写咏物诗。咏物诗是描写风、花、雪、月等自然景物乃至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歌。咏物诗有自己特有的写作技巧。
隐身于物,物以代言。古人写咏物诗,往往诗中不出现所咏之物的名称,只写所咏之物的特点,读者不看标题就能知道作者所咏何物才是上乘之作。如唐代贺知章写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只看诗句就知道是《咏柳》。可喜的是,本次征诗中也有此种写法的诗作。如王永银的《桃花问》:“迎着清风/我露出笑容/说不上千姿百态/也是风情万种//睡过了寒冷的冬天/积蓄了四季的美丽/你是否愿意/与我相拥”。写“桃花”而诗中没有“桃花”二字,也没有作者显身,而是作者隐身于“桃花”,通过“桃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桃花”“积蓄了四季的美丽/你是否愿意/与我相拥”结尾写得很美,很有吸引力。谁不愿意与美丽的“桃花”“相拥”呢?而其实这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共鸣!
托物言志,借物抒情。作者通过对所咏之物的描写和叙述,表现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如郑振国的《咏桃花》:“一从新冠肆妖氛,辟邪桃树不顾身。风雨如晦克时艰,度尽劫波绽缤纷。”作者在我国桃木镇灾避邪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将抗疫英雄作为“桃花”来写,他们从新冠病毒肆虐开始就奋不顾身除“妖”,在“风雨如晦”的严峻形势下共“克时艰”,终于“度尽劫波”,绽开了胜利的“缤纷”。作者借“咏桃花”,表达了对抗疫英雄的崇敬之情和对这场人民生命健康保卫战的必胜信心。
咏物寓理,赋物呈趣。先描写物的形象,再引出哲思、呈现情趣。如曹爱红的《你是前世谁的脸》是一首熔古铸今、富有哲思和情趣的诗作。诗人看着桃花,追问你“是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那位邻家女孩吗/是唐寅《桃花庵歌》中的那朵陪他醉酒的桃花吗/是陆游笔下‘影落清波十里红’的那片丽影吗/是黛玉的《桃花行》中那一滴与桃花一般明艳的眼泪吗”?最后感叹“你穿越了千年”——“那么多的诗词怎会因你而鲜艳/那么多的故事怎会因你而红润”!“怎会”?桃花本是美的,才会有“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宋代汪藻《春日》诗句)等那么多桃花的诗歌与故事,自然中的桃花有开就有谢,而人文中的桃花诗歌与故事却能历久“而鲜艳”“而红润”。这就使此诗在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基础上,又富有了哲思和情趣。
(二)韵律
诗歌是语言形成的富有音乐性的文学体裁。诗歌的音乐性是由节奏、声调和韵效构成的。
诗歌的节奏,有自然变化的节奏和规则变化的节奏。如舒爱萍的《桃花与大地》中“尽管我那花瓣朴实无华,/还有我那树干也曲曲弯弯,/我却不愿矫揉造作,/只想让我的心像你一样善良”就是用了自然变化的节奏;而瞿冰的《桃花诺》中“那吐露的芬芳花蕊/是我们缕缕思念/那粉色的浪漫花海/将我们承诺化蝶”就是用了规则变化的节奏。
诗歌的声调,有自然变化的四声调和规则变化的平仄调。如龙孝祥的《桃花吟》中的“念你,近在咫尺,含笑春风/半藏半露,不甘不淡/深蕴几何力量?涟漪/在无边的词语里”就是用了自然变化的四声调;而吕劲松的《七绝·公园赏花》“一片桃红映晚霞,心随串水到天涯。穿林燕子双来去,惊落春风几瓣花”就是用规则变化的平仄调。
诗歌的韵效,主要是在一定的尾字押韵所产生的音乐回环和包裹的效果。押韵在增强诗歌音乐性的同时,还可增强诗歌的整体性。如李冠琛的《桃红天使》中“三月的思绪里/你飘过绿野/枝头己经缓缓张扬/吐露芬芳嫩芽/闻一路粉粉的清香”和过子泉的《桃花殇》“满山桃花日日放,一夜春雨地上殇;枝上花蕊青青结,盛夏蜜桃口留香”押的都是ang韵;陆新的《桃花谣》中“一梦醒来鸟啼鸣,梦里梦外皆仙境。年年岁岁桃花红,岁岁年年伴歌行”押的是“ing”韵;韩建勋的《桃花红了》中“寄语桃花红,盛世舞东风。抗疫凯旋日,桃林举酒盅”押的是ong韵;侯莹的《桃花笑春风》中“远眺,胭脂般晕渲/碧山绿水柔情别意/近闻,香馥沁心脾/自然时空醉人气息”押的是i韵;文世瑾的《桃红盼归》“又到阳春三月天,阶前碧绿柳如烟。阡陌嫣红桃似仙,遥望天使返人间”押的是ian韵;熊鹏举的《新疆赏蟠桃花》中“百万桃树堆锦绣,花香夹道送斜晖。银铃一串笑声远,新疆姑娘赏花归”押的是ui韵。
我国早期的文体只有韵文与非韵文之分,韵文就是诗歌,非韵文就是散文,诗歌不押韵就成非韵文了。所以,我国的民歌和旧诗都是押韵的,新诗开始时也是押韵的,后来才产生了无韵诗。在这次征诗中也有无韵诗。如崖丽娟的《新绿》:“春是一位多情的女子/脉脉温柔的眼波/浅浅一瞥/三月的桃花/便羞红了楚楚花容//新绿恰如柔软的绸缎/淡淡的鹅黄万种风情/春色,锁不住/那百媚千娇/倾倒了/无数爱春的人们”。此诗放弃了押韵这一形成音乐性的重要手段,主要靠自然节奏和自然声调形成音乐性,虽无韵效的回环和包裹,写得还是挺有诗意的。
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我觉得好诗至少要符合三个标准: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具有载道化人的正能量;二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生动形象适配交融并形成整体,富有诗意和余味;三是文字自然精美巧妙,音乐性好。如果是命题写诗,还要审好题,做到不偏题,写出境界高、意境好、语言美、韵律佳的诗。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应运而生的,标点符号也不例外。就写诗而言,标点符号具有实体和形式两大方面的作用,都有助于意思的正确表达。诗有各种不同的排列规范和惯例。赋、词、曲和散文诗是连排的,其中词、曲的段与段之间以空一格来表示;格律诗是每联排一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标点符号就要用/表示分行、用//表示分段,那还不如使用标点符号了。古风诗虽可分行排列,通常也是用标点符号的。只有新体诗采用分行排列,可以在不影响正确表达意思甚至能更好地表达意思的前提下才不用标点符号。
切不可仅为了赶时髦,写诗既不押韵又不用标点符号。不押韵,代价是弱化了诗歌的音乐性和整体性;不用标点符号,代价是失去了辅助意思表达的一个重要手段。
安康为本,事业为重。
热爱生活,献身文学,
立足现实,胸怀世界。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胡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