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勇”不是一个高大全的无私奉献者，只是一个计算得失的商人，吕受益的求生带给他商机，吕受益的死亡带给他觉醒。期待这部电影会是一剂良药，如“格列宁”那般有着百分百的回响，治愈社会，又期待它不会是一剂“格列宁”——仅仅是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而难以根除。

在今年刚刚开始的暑期档，《我不是药神》席卷网络，针砭时弊，踩着高价药的弊病，带着反英雄的人性光辉，它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结果。这部电影讲述了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的店主程勇，为逃脱中年困境，铤而走险走私印度仿制药，重至无期的刑罚可能让他停下“走私”这一违法行径，为了救人，他又从安稳富足的生活中抽身，再度投身“走私”仿制药的事业。

电影以 “陆勇事件”作为基础，取材于真实，再加工也带着真实的血泪，击中许多观众泪点，让人忍不住思考高价药的成因。

政府不会支持高价药，没有哪个国家会高兴自己的国民过着瞧见希望的光芒在上方，却只能眼睁睁等死的生活，国民不欢迎高价药，“谁家没个病人呢”，别人身上的悲剧未必没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研药公司也没有错，那些消磨在项目上可能毫无回报的时间、金钱都需要成功后的利益的反哺，如电影里诺瓦公司的医药代表所言，他们的所得完全“合理合法”。

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合理合法”的收入下是不合理难承受的高价，出厂价只要500元的药，价格飙升到近百倍，垄断下的高价药无异于在毁灭病人的希望，为了活下去，病人只有接受拿钱换命的霸王条款，药品行业的巨额利润才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程勇”这个角色作为现实中陆勇的电影化身，无疑是电影费力刻画的绝对主角，他担负起了揭开底层生活的重任。

他不是一个高大全的无私奉献者，只是一个计算得失的商人，吕受益的求生带给他商机，吕受益的死亡带给他觉醒。站在商人的位置上，他能理解高价药的存在，顶多对于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些瞠目。公司“大贪”，程勇“小贪”，他把走私药做成了买卖，衡量着消费者的预期心理，再用折扣笼络人心，读着《做人的资本》，享受金钱带来的满足，尽管有着被抓的风险，但金钱的魅力让他的生活一下子美好了很多。

而当他为了吕受益的病抛弃安稳生活，再次踏上印度的土地购药时，迦梨在茫茫烟雾中隐隐现现，铃铛带着空灵的声音激荡人心，如果印度格列宁的厂长此时问程勇是不是想当救世主，恐怕他再不能像第一次回答时那样戏谑又轻松的否认。从求利到赎罪，不计代价、不求利润、以成本价出售印度仿制药的程勇完成了蜕变，被迫成为为了救人使自己陷入困境的迦梨，被推上“神坛”，成了“药神”。

正如电影几易其名一样，从《印度药神》到《中国药神》，再到《我不是药神》，一个反英雄人物慢慢被填充丰满。归根结底，“不”字的无奈下，程勇还是那个小人物，他害怕违法犯罪，抗拒未知危险，只想给上老下小一个依靠，但生活不允许，他的赎罪的心不允许。

悲剧的魅力正在于此，必然性的冲突彰显人物的困境，引起观者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心灵，如印度民谚——“眼睛里没有泪水的人，他的灵魂里一定没有彩虹”。

结局让人略有些失望，这不单单是我个人偏悲观主义的缘故，而是结尾给人一种仓促敷衍的感受。“正版药都进医保了”这句话很轻松的把电影中直到这句话以前的所有的艰难苦痛都变成了康庄大道，现实主义的窄缝里骤然透出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温情来的太过于轻浮突然，使得本该横刀劈下的最后一击卸去所有力量，成了隔靴搔痒。

随着《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票房与口碑齐飞，文牧野导演此前拍的一部微电影《安魂曲》也被网友们翻出来，这部短片讲述一家三口遭遇车祸，父亲为了给重伤的女儿筹手术费，把车祸中丧生的妻子的遗体卖去配阴婚的故事，从这个十几分钟的短片到《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文导的风格大致未变——压抑、冷峻，用冷漠的生死推动人物凿刻情感，用赤裸的现实逼迫观者直视生活，当然要撇去电影的理想化结尾不谈。

有人将这部电影与《大佛普拉斯》相比较，认为它不如《大佛》刻画现实更为赤裸刺骨，或许正是过于理想化的结尾把所有困苦荆棘都化作虚无。我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两部电影的目的并不相同，《大佛》倾向于记录底层苦痛，目的在于把现实切开一个横截面，剖析写实阶层间的沟壑，而《药神》显然是一部单纯的剧情片，说一个底层普通人的故事，把视野放在了在于个人及个人的“环境”之中。

这部电影得到一致好评并不意外，它有能演好也想演好的演员，徐峥、王传君、周一围等都是经历多部作品洗礼，实力与口碑并存的演员，有喜欢把视线投向底层生活的监制——宁浩，还有文牧野这个擅长现实题材，也有能力刻画好底层现实的导演。

艺术和生活交织，《我不是药神》的诞生带动了一股全民关注社会医疗问题的热潮，观众们开始关注高价药问题，电影踩住了人性、良心的柔软之处，踩住了资本和社会的矛盾痛脚，虽然就其现实主义而言，未曾达到《熔炉》等电影的高度，但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未来可期。

期待这部电影会是一剂良药，如“格列宁”那般有着百分百的回响，治愈社会，又期待它不会是一剂“格列宁”——仅仅是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而难以根除。

将社会问题完全寄希望于影视艺术是不现实的，但用影视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是个可行的途径，国内的电影市场里所需要的正是更多这样联系现实，有助于观众思考、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优质影片，无论是高价药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是国内电影的崛起，都面临着漫漫长路，好在都有了理想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