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七十七天》里面有一句台词深深地触动了我：有的人三十岁就死了，八十岁才埋。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时常会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就去跟不同的朋友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讨论的结果还是印象深刻的，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就是让自己觉得活着很有意义。（简单翻译一下其实就是——你开心就好。）
前段时间看第二季的《奇葩大会》，有个名叫刘可乐的女孩，她患了躁郁症，她也经常问她的心理医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她也一直没有找到让她满意的答案。直到一位医生反问她：你觉得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她顿时豁然开朗：追求意义本身，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而活着本身，也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所以活着本身不就是意义本身吗？她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不用再继续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我却觉得“意义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是个喜欢要答案的人，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熟悉的方式继续寻找。
“意”字由一个“音”和一个“心”组成，造字本义是：心声，心念，心志。所以“意”字的含义是指个人的心思、想法，强调的是个体性和主观性。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当时讨论的结果，我们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让自己觉得活着很有意义，这不就是从个人主观意志出发的吗？可我总觉答案得不够完美，似乎还有未解之谜。
于是我又去查了“义”字：义，原指扬善惩恶的天意，后引申为公认的道德、真理、公认的文字内涵，强调的是普遍性和客观性。“意义”，指个人愿望与世间公理的结合。
至此，我终于茅塞顿开。汉字的“意义”，既包含着“意”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又包含着“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我想了很久这个到底该如何解释，后来我想到了一句话：“征服世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征服世界之后，要衣锦还乡，才是终身荣耀。”
答案就在这里：你征服世界，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你只是完成了“意”的内容；你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得到其他人的认可，你才算完成了“义”的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当主观和客观达成共识的时候，你的征服才具有了完整的“意义”。
恰好这时候朋友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回国后我这么害怕变成“社会底层”》，讲述了一个海归从欧洲回到国内以后所经历的一系列落差。
作者说，让他陷入焦虑、痛苦和不安的是一种强烈的“陌生感”。
“对这个充满活力和机会、却又价值单一和苍白的时代，我不能转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却也不能说服自己热情地起身拥抱它。”
我完全明白作者的矛盾心情从何而来，因为中国人习惯了用主流的价值观去评判周围的一切。
对于作者提到的“理科沙文主义”我更是深有体会，社会上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诗词歌赋这种文人情怀在这个时代充当不了生产力。”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提倡的是实用主义和现世主义，“除了能够带来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实际事务，世间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价值值得追求，如审美、情感、体验、意义。”
我个人就曾经成为过实用主义的牺牲品。我从小是被父母放养的，他们参与了我的人生，但几乎没有干预过我人生当中面临的几次重大选择。唯独有一次，那就是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我父亲坚持要我选择了理科。而这个选择成为了我此生无法言说的伤。
我是一个偏科十分严重的孩子，我的语文、英语、历史、政治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成绩都惨不忍睹，而我的父亲因为工作太忙，他根本没有时间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他只是根据我各科总分成绩在年级的排名，就断定我读理科将来能选择的学校更多。虽然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他我想读文科，结果他把我训了一顿。彼时我没有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惜孤注一掷的勇气，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哭。
后来我认命了，我读了理科，从那以后学习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越来越痛苦的事情。高考数学150分的卷子，我只考了60分，然后我上了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我不怨我的父亲，我只道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但是在我往后的人生当中有好几个瞬间，我都会忍不住想，如果我当初读的是文科，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
大四那年，我通过跨专业考研终于进入了我魂牵梦萦的中文系，可我读理科出身的姐姐又问了我这样一句话：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不事生产！哪怕直到今日，她都仍然觉得我从事的工作就跟我所学的专业一样没有她的价值高。
如今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女儿快三岁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要怎样培养我的孩子？
是随大流：为她买学区房，送她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狠抓学习不放松，把工作以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去“投资”她的人生？还是在保证给她足够陪伴和必要引导的前提下让她自由发展？因为我也有我的人生，我也想抓紧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开公司，父母和孩子就是合伙人，父母因为又出钱又出力，就总觉得自己有资格做绝对控股人，但其实孩子才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父母只是在公司成立初期代持了一些股份，拥有了决策权，不代表父母就能代替孩子决定一切。
父母一定是觉得自己比孩子更加了解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不放心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他们害怕孩子的任性会导致他们投资失败，连累他们血本无归。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尝试着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公司”里，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至少可以盈亏自负啊。
我觉得为人父母难就难在要学会放手，不要为孩子做过多的付出或选择，因为这些事情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会变成你或他人道德绑架你孩子的筹码。
“孩子，妈妈希望你长大了能当一名医生，你不会辜负妈妈的期望吧？”
“孩子，你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不听妈妈的话呢？”
父母承担的只是教养孩子的义务，但谁给你操控孩子人生的权利了？孩子的人生难道不应该由他自己做主吗？
我不愿意去规划孩子的人生，因为每一个孩子在他小的时候都曾梦想过自己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预见，我的规划与她的梦想一定是不相符的。
我小时候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因为每天都要挤公交车去上学，看到售票员有自己的专属座位，就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可如今连自动投币箱都快要被手机支付、银联卡、公交卡给取代了。
我还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人民教师，也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可我最终成为了一个普通的白领。
被自己辜负会失落、会难过，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努力了，即使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们也会跟自己握手言和。
但如果我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那她的梦想怎么办？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孩子变成我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我从不试图去描绘我女儿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我只想静待她成长，看她一点一点地展露出她该有的样子。
在《为什么回国后我这么害怕变成“社会底层”》这篇文章中，作者写到：我在欧洲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遍布各个行业，有做设计的、管理仓库的、在酒吧调酒的、开纹身店的、做程序员的、在公司做行政的，当然还有做金融的和无所事事的，没人关心对方在各自行业里的成就、前景和收入，大家都随意地聚在一起分享时间、见闻和笑话。
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对他们正在从事的职业抱持着真挚的热情，都从中发现了无尽的价值和意义感——无论是利他、快乐、自由还是个人成长。
欧洲人本能地从“我”出发，崇尚参差多态的幸福路径，而国人的意义和幸福感似乎都仰赖于外界的认证和比较——“我”不是目的，而是被审视的对象；“过得好”不是一种内心的感受，而是能否跟大多数人一样，最好还能形成碾压性的优势。
这不就是我在文章开端谈到的，在中国文化里“意义”的意义，它既包含了“意”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又包含了“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我们的老祖宗似乎在造字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定下了，“义”是公认价值的载体。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能够轻易改变得了吗？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二季《奇葩大会》所采用的形式就很值得玩味，他们邀请各行各业的“奇葩”来到这个舞台，告诉现场的观众他们正在做一些非主流的工作或者经历过一些奇葩的事情，然后现场的观众给他们投票“跪”还是“不跪”。现在想来，这种形式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仍沿袭了一个人的价值交由公众来评判的传统；而可喜之处在于，公众的态度是越来越开放的。
所以我始终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多元价值存在的必要性，而当意义的意义更加侧重于“意”而不是“义”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新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