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关于写作，我并不属于十分出色的那一拨儿。
大多时候，驱动我起手提笔码字的动力，并非一板一眼的技巧与条框，反而是一串波澜起伏的心跳，以及一丝蠢蠢欲动的情欲——这直接导致了我文章中鲜有心平气和之正常人，反倒是层出不穷的疯癫呆傻、乱性痴情之辈，成了我笔下世界中的主流。
曾经有人问我，究竟是怎样的内部动机或外界刺激勾出了我这种古怪的文风。
我翘着二郎腿坐在她的对面，低沉而怅然的说：是世界末日。
那人随即踹了我一脚，乳白色高跟鞋的鞋尖被我卡在回力鞋鞋底的石子儿，刮出了一道黑色的印记，她一边慌乱的擦鞋，一边对我说：
“滚蛋。”
我很听话，干净利落的滚了蛋。
因为，她是我的老师。
如果把我这些年文学创作的生涯比作一条狭长的胡同，那么“世界末日”和“老师”便是胡同两侧的电线杆——但凡累了倦了困了吐了，我都会扶上电线杆歇上一歇，年月久了，就自然而然的扶出了门道。
自读了小学、并熟练的掌握了汉语拼音后，我便开始尝试自由写作。第一篇小文的名字早已模糊，但内容却仍记忆犹新——世界末日要到了，我和小朋友们约定，在明早6点准时集合，一起逃亡。我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个“6”，然而第二天我把“6”看成了“9”，最终，我没有赶上6点那班逃离世界末日的——
公共汽车。
这个拙劣的故事被我认认真真的誊抄在了一个蓝色的笔记本上，并且恬不知耻的拿给了我的老师。她憋着笑来来回回读了很多遍，最后拍着我的脑袋说：“写得好。”随后，我高举蓝色笔记本，骄傲的站在讲台上，把我的故事念给同学们听，大家听的目瞪口呆，直到老师喊了一声“鼓掌”，席间这才响起惊魂未定的掌声。
我对“世界末日”的执念，便是从那时产生的。
老师挥舞着蓝色笔记本对同学们说，方达以后肯定能出一本书。
这直接导致了在我六年的小学时光里，买了好多五颜六色的笔记本。
十二岁那年，我决定在一本覆着黑色人造革的笔记本上，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名字既霸气，又执着——叫《人类世界末日》。
在我构想的故事中，我用荒诞的超能力去拯救世界，尽管，这个事情本身就十分荒诞。老师倒是竭力配合，她用一年的时间苦苦追读我的故事，那时的我认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是一个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者能够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更何况我的读者，是一位见过大场面的语文老师。
然而，随着我小学毕业，我失去了我唯一的读者。这部《人类世界末日》，在经过一系列诡异的铺垫和粗糙的打斗后，终以世界末日降临、人类全员阵亡的结局草草收场。
世界末日本身就是一类极端不合理的场景，任何不合理的行为在这种不合理的条件设定下，都能够称得上合理。
所以，我丢掉了黑色人造革笔记本，也很合理。
我一边自我解读，一边跨进了茫茫的青春期。
十四岁时，我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儿；可令人气愤的是，喜欢她的男生，不止我一个；更愤懑的是，在追求她的一众男生中，我长的最丑。
那段时间我茶饭不思，一心想要除掉所有比我英俊的人。
可对于一个假想敌来说，我可以用十种兵刃去干掉他却绝不能付诸行动；亦能构思出一百句既脏又狠的“屎尿屁”去诅咒他但不可当面一一细表；当然，我也会勾勒出一千种方法去宠溺追求我的梦中情人——那也只是幻想，毕竟现实面前，我就是个吭哧瘪肚、脸红脖粗的青春期少年。
于是，我又去小卖店买了一本笔记本儿，精装，硬壳儿，超厚。
我开始着笔新的长篇小说，并给它置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名字——《校园风暴》。
那些时日许是受了日本热血漫画的影响，故事中的人物都顶着一个亦中华亦东洋的古怪名字——比如幽藤川岛、和宁萤子、铁熊南，等等。每个人都有原型，假如今天某个胖乎乎的家伙和我喜欢的女孩儿多说了两句话，那么抱歉——
明天铁熊南就要死了。
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讲，这种自我的精神激励要比读者的阅读激励更为猛烈，驱动力也更加强劲。
没多久，我的这本小说便在班级里流传开来，大家一一对号入座，乐此不疲的看着我为他们胡编乱造的人生。同学们在小说中得到了极大的自我认同，反倒是对自己在故事中的死活并不在意。
因为哪怕铁熊南死在了明天，只需一袋小浣熊干脆面，一支五毛钱的老冰棍儿，金熊南、银熊南、铜熊南等等便又会在后天蹦出来。
又过了些时日，我的长篇连载小说，栽到了老师手里。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的精装硬壳儿超厚笔记本递到我手中，自顾自的点了一支烟，说：
“来，念一下。”
我无所畏惧，字正腔圆的高声朗读起来，老师眯着眼睛看着我，烟一支接着一支。当我读到第十章时，一种难以名状的羞耻感油然而生；第十五章时，我终于崩溃了。
“作为小说来讲，写得还凑合，可我就不明白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挥着布满烟渍的大手拍了拍我的头，“为什么非得起一些土不土洋不洋的名字？”
那个惊魂的下午时至今日我仍历历在目，一个既非肯定又非否定、模棱两可的答案使我有些彷徨，我也试着改写成诸如“张三儿在靠山屯儿中学的操场和摸了小兰儿的腚亲了春花儿的嘴儿，李四带着王五赵六挥舞着铁锹砖头儿炉钩子撵了过来，靠山屯儿中学的校园风暴眼瞅着就要干起来啦！”这样的句式，只不过这样写——
我更加羞耻。
我隐约意识到小说不应该这样写，但却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写。
中考前的某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老师。他渺小的身形跨在一辆轰鸣的铃木摩托车上，我呆呆的望着他，他朝我使了一个“上车”的眼色，我随即蹦了上去。
那个下午他载着我，在小小的县城一圈一圈的兜风。他把他的头盔让给了我——里面满满是烟草的味道。
他问我，小说还写不写，我说还在写，他点了点头，车子加了速，风吹动他的头发，油腻而风骚。
后来，听隔壁女厕所里的女老师八卦才知道，他早年抽烟喝酒打老婆，因而离了婚，孩子也归了他的老婆。尽管现在酒也戒了手也安分了，但终归老婆孩子，没有了。
他会思念她们，但凡心绪难宁，他便要骑着摩托在小城中绕圈。
听罢，我先是感谢隔壁女厕所里的女老师，同时，也很感谢他。
他开始让我理解，这世上最孔武有力的阳刚，往往却是男人不经意流露的脆弱；最撼人心魄的话语，往往又是寂寥无声的沉默；，最丰满曲折的故事，其实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生活如此，文字，亦应如此。
我给我的《校园风暴》草草结了尾——世界末日来了，整个校园的男男女女爱恨情仇，全被无情的吞噬。
这是我最后一次，生硬的用不完全合理的结论，去否定完全不合理的过程。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执着于“世界末日”。
在时代背景下，合理的令平凡生活中的合理变成不合理、不合理变为合理，便是我的写作准则，从彼时，到现在，未曾改变。
说人话，言人事儿，是我的信条，起于写作，亦或为人。
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如我开头所说，关于写作，我并不属于十分出色的那一拨儿。
除去写作技巧层面不谈，我认为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自我激励、读者激励、以及来自专业指导的激励，会对文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最为神奇的就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得到何种激励时，会鼓捣出一篇怎样的文章。
2017年年末的一个巧妙机缘，我很荣幸与简书签约。当我在合约上签上我的名字时，眼前闪过的，却是当年那些诸如《人类世界末日》、《校园风暴》之类青涩而蹩脚之物。对于我这种感性却不性感的家伙而言，行文时着实需要一些刺激来催生自己的火花。很庆幸，在简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时而懒散安逸的写写小文字，时而与同好大咖聊聊大格局，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我的头发——
虽然油腻，但风起时，也很飘逸，
于末日时，尤为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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