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夏天的时候，趁休假回了趟老家，特意起个大清早，去徒步丈量我生长的地方。
走在红砖铺就的巷道上，招呼着寥寥的几个旧乡邻，禁不住感慨：村子是大变样了。
平整的菜园和打谷场不见了，换成了一栋栋红瓦青砖的大房子。老屋更老，像被岁月剥夺了主导权的老人，蛛丝结满，瑟缩在角落里，被新房淹没着。街道拓宽了，街口的大槐树竟也伐去，铺成了宽阔的柏油路。人们或在城里定了居，或外出务工年底才回，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
物不是，人也非。
叹息着转过街角，我看到了哑巴。
哑巴瘦得脱了形，撑着一根树枝，吃力挪动着脚步，从住了几十年的矮小土坯房里慢慢蹭出来。眼镜还是从前的那一副，断掉的镜腿上缠满胶带，黑乎乎的，一件脏兮兮的吊带背心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他微仰起头，眯着眼，贪婪地沐浴着温暖的日光。
我走近他，比划道：哑巴爷，还记得我么？他转过头来，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茫然地盯着我一会儿，咧咧嘴，发出虚弱的“嗬、嗬”声。
鼻子蓦地一酸，他不认得我了。像我奶奶和很多故去的老人一样，哑巴也要永远地离开了。
日光铺满哑巴的脸，也铺开了哑巴的故事。
02
哑巴和我家同族，奶奶嫁过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吊着鼻涕的小毛孩，但就像俗话说的“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是我奶奶的“叔公公”。因为这自幼的感情，我们两家住得又近，农闲或活计忙完的时候，哑巴总喜欢溜达过来跟奶奶“聊天”。
哑巴中等身材，白胖胖的国字脸上戴一副眼睛，干净，勤快，衣衫不管新旧，总是打理得整整齐齐，走路也是四平八稳的，用我奶奶的话说，“像个吃公粮的大干部”。
那时我和弟妹们还小，对于哑巴是好奇又害怕的。每当听到狗叫和推门声，我们姐弟几个总会跳着探头去看，看到哑巴进来，就一边大叫着“哑巴来了”，一边飞快地爬到炕上，缩在奶奶身后。
哑巴挥着手叱狗，嘴里“呜-喔，呜-喔”地乱叫，跟呲牙咧嘴的小土狗对骂。狗被惹毛了，上蹿下跳地挣动着脖子上的铁链，狂怒地吠起来，哑巴才笑眯眯地走进屋。撩开门帘看到我们探出来的小脑袋，又假装板起脸，低喝着伸手来抓，直到我们尖叫着东躲西藏，遂满意地大笑起来。
奶奶对这老小孩的活泼很无奈，一边张开胳膊保护着我们，一边伸手冲着哑巴凌空狠拍几下：这个死哑巴，忒讨嫌！
哑巴嘿嘿笑着，开始比比划划地讲他的见闻:袁家两口子又在打架；瞎子霞家母猪下了一窝崽；陈蛋子打牌输了二十块钱......很是八卦。
奶奶忍不住笑他：你一个哑巴，自家的事儿都管不了，管那么多别家的干嘛！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挨着奶奶坐下，津津有味地看哑巴表情夸张的讲述，一来二去也学会了些这自成一派的“形貌特征+动作模仿”的“语言”，渐渐能看懂哑巴和奶奶之间的交流了。
03
哑巴如果是健全人，没准儿会像赵本山一样，成为一个民间艺术家。
那时候的村子，老年人还没有死去，青年人还没有老去，孩子们也还没长大。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那么多搬进城去的人，走到街上，随处可见凑在一起唠家常的人群。
元宵节前后，村里组织“车子会”，扭秧歌，踩高跷，还有最受欢迎的情景剧。演员们脸上涂着夸张的脂粉，穿着戏服，套着假发，扮成钓王八的傻小子，坐轿子的娇小姐，骑毛驴的小媳妇，笑嘻嘻的憨女婿，演绎一段段充满乡土趣味的夸张喜剧。
哑巴脸上贴颗大黑痣，花白的假发梳成蝎子丢儿，拈一块红手帕，扭腰摆臀地扶着“小娘子”的轿子，一会儿给“娘子”扇扇风，一会儿给“娘子”擦擦汗，把个谄媚的老仆妇演绎得活灵活现。忽然，一个骑马的浪荡子凑上来，刚想搭讪，被老妇一记恶狠狠的眼刀吓退，但走不几步，又黏上来。老妇颠着脚赶到东，浪荡子驱马躲到西，来回几次，手忙脚乱，气喘吁吁。眼见两人越靠越近，眉目传情，老妇急起来，一屁股“飞”过去，把不怀好意的浪荡子连人带马撞出老远。于是小娘子和浪荡子都恼了，一马一轿把老妇夹在中间，你一下我一下地撞着。老妇被撞得东倒西歪，呼叫连连，最后四脚朝天倒在地上，捶胸顿足地看着两人眉来眼去地走远......
人们看着哑巴的扮丑，大声笑着，到了老妇气急败坏地“哇哇”大叫，则完全是本色出演，观众也全都笑出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