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最后一天傍晚，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在手机里，父亲的名字叫“老头”，曾经被女儿嘲笑，给公公取这么一个名字。
我跟父亲的关系，从父亲的角度，是很亲的那种。他会因为我取得的一丁点成绩在他的世界内大声宣扬，以我为荣。其实，我很惭愧，但也不愿意为了让他高兴勉强自己；但，从我的角度，似乎尊重大过亲密。所以，我不是天天给他打电话的，有时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会给他打电话。一来，每次电话似乎隐隐有点尴尬，我俩总是有事说事，没事“就这样吧”。最近几年，我才慢慢学会在通知的最后加上“你们在家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不要太拼命。”之类的暖心话；二来，我内心深处也抱怨他，为什么就不能主动给我打次电话。
就是在4月30日的通话中，父亲在快结束时，看似不经意地告诉我：五·一期间要去医院做个小手术。我内心咯噔一下，心里闪过的是：什么情况？一直没听说哪不舒服啊？现在疫情期间，住院可是个麻烦事。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手术。了解病情后，脑子里马上想到，又得是老妈陪护了。
老妈多少年没出过远门了，况且还是被限制在医院病房一个星期，还要照顾一个手术后的病人。我除了担心父亲，担心他害怕、紧张，还担心老妈一个人在医院搞不定。脑子里快速盘算起准备工作。
当天下午，就去超市买了点老妈平时爱吃的零食。第二天安顾好家里，自己就开车去乡下。在停车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老妈在干活：吃力地拖着巨大的，大棚里盖小树的黑网。一股无名火的刚在胸中升起，想到这似乎不能改变什么，笑一下大场喊了声“妈，你在干嘛？”把车停好，走近了跟她说话。老父亲还在大棚的另一头，在收拾小点的网。听到我的声音，立马愉快地回应着我。好吧，是我多虑了，他俩根本没把手术当回事。
有事就解决事，不纠结，哪怕是住院做手术。这是他俩一辈子的原则。
吃过饭，老俩个兵分两路，一个到村头，一个到镇上的麻将馆去了。我自己在家，拿出包里的笔和纸，边想边写边吃着瓜子，从“提前做核酸、带医保卡身份斑点”一直写到“带拖鞋、卫生纸”。写好后，放在他俩的床头，自己到田里掐了一把碗豆苗和蒜苔，然后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喝完就回来了。
晚上，父亲打来电话，按惯例，从问我晚饭吃过没到他什么时候回家的，回家后又干了些啥，然后我告诉清单上还忘了写手机和充电器了，然后他的重点来了，夸张地对我的清单进行了感慨：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这么用心。。。那种熟悉的尴尬感觉又来了。我要紧挂了电话。
其实，作为女儿，不能在老父亲住院手术时亲自照顾，甚至一碗汤都没送，已是大不应该。只是动动脑子，写了个纸条，不配让父母感到不安。
他们老了，需要更多的物质和情感上的关注。明天还是得回去看一下，老妈有没有带上她的老花镜，病房里有电视机，没了花镜她可啥也看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