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还叫上海外国语学院）求学五年（专业原因），最大的收获除了饱览英文原版书，还遇到很多让我感佩的老师。

我觉得一位好老师，首先应该热心教学，把学生放在心上，以学生的进步为骄傲。其次要肚里有货，学问好，见解独特，有著述。还有最后一条也不能忽略，肚子里有货也得倒得出，教课要深入浅出，娓娓动人。从这个标准回忆一下我的老师还是很有意思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长处。杨绛说过：“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而我的良师们，每个人都是一本耐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跟我关系最近的是我的导师，传播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张咏华教授，那时她还不是博导，也非常平易近人。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埋首书堆，矜矜业业，在业务上极其用功。圈内人都知道她是将传播学介绍到中国的元老之一，我亲眼目睹她的孜孜付出。她中年才得子，却舍得一个暑假把儿子送到全托，专门写书。张老师也是我大三的班主任，她不仅亲自教授精读课，而且会到宿舍来和我们谈天说地。

张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思考的能力。我那时候在复旦旁听俞吾金教授的热门选修课《新儒家思想》，她对我的笔记很有兴趣。她看到新儒家中有冯友兰的大名，哈了一声，说：“冯友兰到底是新儒家还是评法批儒的先锋啊？”我听完了这门课后，采访了俞教授，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俞教授的回答也很妙，他说，冯友兰虽然批儒，但是先后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厚遇，也是儒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思想的体现。

现在回想，我有点幼稚，常常浪费张老师的课堂提问时间和她探讨心理学和哲学问题。张老师特别喜欢荣格，也会讲到格式塔之类的心理学理论，我们有时竟会罔顾他人，一路谈下去。有的同学会笑话我们两个女书虫投缘，都不懂生活。

其实张老师懂生活。她初中去云南农场做知青，自理能力很强。她颇有欧美教授做派，请学生吃饭，而不是倒过来。她做的饭菜颇可口，就是平时不大下厨，一般是跟她举案齐眉的先生秀厨艺。我去的时候，她才露一手。张老师教育孩子也有心得，她的儿子小时候跟她到美国半年，一口美音，像个小老外。后来在日本和美国留学，语言能力和文字功底都强，偏偏还在金融邻域得心应手。我现在还常常回忆到当年去张老师的陋室，跟她一起推敲论文和译著的字句。那个时候沉得下心来做学问，我为了澄清一些疑问，专门给原著者去信请教。那位传播学界权威得知自己大名普及中国，一时高兴，还给我寄了一本新作。正逢我出国清理藏书，特意送给张老师。当时原版新书难得，不像现在，中外学术界交流频繁，张老师身为资深研究者，直接能在亚马逊上订书了。

张老师后来去了上海大学担任博导，也做过系主任，还曾经担任过美国肯塔基州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她的行政能力之强也可见一斑。但是她一直著述不断，也没有和我断了联系。连她的先生和儿子都是我的好友，我更是尊她为良师益友，因为她在很多方面身体力行都给我很好的榜样。她从来不要学生的礼物，更不造假。她给我写推荐信从来我要waive the right  to view，她亲笔写。我从来没有送过她值钱的礼物，倒是她常常自掏腰包款待我，甚至一次为了欢迎回国设宴请我们国际新闻班的女生欢聚。她的研究经费都是用在学术资料和设备上的，据说自己打车都舍不大得，真的是“君子固穷”。

以前我一直想做一流记者或者顶尖学者，心心念念要出国，要读博士。张老师自己是博士，富布赖特学者，却常常告诉我女孩子的爱情和婚姻也是很重要的。我有时会比较愤世嫉俗，口出狂言，比如说我觉得做个单亲妈妈不错，很多男的并不负担很多家庭责任。张老师不是直接说我幼稚，而是开玩笑说：“这可不行哦！小孩子嫉妒心最重了。别人有个玩具自己没有都会不开心好久，要是看到别人都有爸爸，自己没有，还不知道要多不开心呢。”现在我由于几次挫折，名记者、名学者的梦都烟消云散，安心在家洗手做羹汤。我有时候在想张老师是否会有点失望呢？没想到张老师的公子对我说，“妈妈觉得你这样的生活状态很好啊。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一样重要。”

最近看到网上一篇张老师的采访录，名叫《弹奏平衡交响乐》，这个标题真的很符合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