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给天行编拾得箐阁残韵的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写信与他，讨论我们的不同。我用了一节英语课的时间，一支一直用来打牌记帐的铅笔，一片模糊的记忆，挣扎到最候，也只写出了两句诗。 一句给他，一句给自己。给我自己的写的是：久病诗酒瘦，重伤霜月归。给他的是：寒山殁古道，贫僧自洗袍。
他收到信后并没有反驳，我已知道他定然也觉着中肯。他向来是个挑剔的人，能够沉默，多半已认可了你的想法。我也因此喜欢他这个知交。
我仿佛给他作过小传，讲述他的性情。他多少有点五四后文人的气息，言词并不锋利，却讲求凝重循理，喜欢史类小说，喜欢山水画，并且坚持着灌注兴趣自己画，时而发两幅来请我欣赏，我对这些基本上算得了一无所知，只好敷衍。好在他也并不生气，依然坚持他的认真。他常说不会做诗，我就怂恿他一起学，且不时的邀他写一些来引逗，终于确定了我们要编一个集子的考虑。 我是一个于他近乎相左的家伙，喜欢跟熟人说笑，喜欢一个人寂寞，却又绝撑不了太久，喜欢三两个人一块喝酒又厌恶成群的聚餐，喜欢看别人的书法却又自己坚持不了写字的枯躁，喜欢闲的时候有好书可以读，不闲的时候好书都不会出现在我眼前，喜欢偶尔早起的感觉却常常睡到午后，一场较量之前很在意结局处的情结，结束后却早已不萦于怀。不喜欢散文，看不下去外国小说，主修的课程也并不精通。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我想应该算不上君子之交，因为他既请我吃过饭，也曾应我的央求动过他们图书馆里那几张地图的主意。或者如他说的，道不同，却可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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