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喜欢清峻通脱的人格、雍容大气的精神风貌，所以，对魏晋士人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
魏晋时期的历史，有太多可歌可泣之处：无论是当时乱世下横空出世的英雄，颠沛漂泊、精神与行为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士人，还是因战乱、瘟疫、饥饿、政治压迫而苦不堪命的下层人民，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感叹值得我们同情。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写道：用近代的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写道：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他的文章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嵇康阮籍他们的崇敬与悲叹。
说起“魏晋士人”，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士”。最通俗地说，士可以说是与做官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古代读书人。士人将自己定位于君王与百姓之间，故士人总免不了一个“忧”字，儒家人格始终是士人人格的最基本一环。以阮籍、嵇康、刘伶、山涛等“竹林七贤”为主要代表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魏晋士人的缩影。
汉末以始，延至魏晋，由战乱、王朝更替等引发的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中国人的“人的觉醒”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便是生命主题，叹息生命的苦短，体认生命的价值。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客行。”（《青青陵上陌》）
“人生寄一世，庵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
魏晋以来，人的觉醒显得特别突出。佛教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再加上社会变迁的继续深化，玄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由体认生命的价值发展到了对才智与生命的同样重视，对个性的追求和对“情”的重视。
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
石崇《金谷诗序》中有“感性命之不永，惧凋之无期”的句子；
阮籍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时。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己”“人生忽朝露，天道竟悠悠”的感叹；
嵇康有“中夜悲兮当谁告，独纹泪兮抱哀戚”“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之诗句。
生命觉醒后，魏晋士人便发现生活于当时极端黑暗残酷的现实中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理想与当时的残酷现实——门阀制度下士族对政权的把持和士族庶族的对立、士族崇玄谈虚的虚伪、名教之治的极度虚伪、政权对异己士人的残酷迫害——形成严重对立，名士们便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与现实对抗，他们行为怪异、生活狂放不羁，服食五石散，“赤身裸性，狂饮烂醉”。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读书人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魏晋玄学的归属问题，历史上向来很有争议。我个人觉得，玄学只是引道入儒，所以本质上应该是儒家思想。生命意识确实已经在魏晋士人身上觉醒，但本质上属于儒学的玄学的影响使得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担个体生命宗法秩序上的价值，现实的极端残酷，名教之治的极度虚伪，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悲痛弥漫于他们生命个体意识已经觉醒的内心，使得“他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紧张与分裂”。
在这种分裂中，道家思想成为了他们的某种归宿，但他们本质上是儒家士人。现实与理想冲突愈大，他们的行为便愈偏激、焦灼、怪异。阮籍年青时期，“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称“礼岂为我设哉！”；刘伶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嵇康好友山涛荐其到司马昭政权任职，他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愤然拒绝，依然我行我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后被司马昭处死。
魏晋士人之怪诞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但其实并非否定封建纲常礼法和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只是否定当时门阀士族所拼命鼓吹的虚伪礼法。比如，嵇康向往“君静与上、臣顺于下”等级分明、礼法具备的理想化的封建社会；阮籍向往一种无君无臣、不受礼法名教束缚的远古“自然”社会，事实上，正是源于对司马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残酷统治的不满。他们的社会理想相似。鲁迅说：“魏晋时期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宝贝看待的。”
魏晋士人基本处于与嵇康阮籍类似的心理状态下。理想和现实严重冲突，生命觉醒后的实现生命个体价值的追求和内化于血液中的儒家对于生命的宗法秩序价值上的要求形成冲突，在他们身上的儒家人格和道家人格的冲突，这一切构成了他们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紧张和分裂的基本原因，而他们的怪诞奇异、惊世骇俗行为便是这些冲突的结果、表现。
魏晋时期杀戮和招抚并存，社会急剧变迁引发社会失范，儒道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第一次全面交融，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魏晋士人便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对儒家功利的日常伦理和封建制度做了一次自觉的悲壮性的挣扎。正如余秋雨所说：“魏晋名士的焦灼挣扎，开拓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
但是这次挣扎最终被淹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几个孤零零的浮标。这种挣扎在隋唐变成了平和的适应，在理学盛行的元明以及实学盛行的清代，挣扎变成了整体的麻木，已几乎绝无声响。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的重炮利舰的猛烈撞击，中国封建社会的铁屋子才开始有了彻底觉醒的呐喊……而这又是个充满了多少血泪和多少无奈的过程啊！
魏晋士人清峻通脱、雍容大气的人格，反叛黑暗的现实和追求个性的坚定勇气，确实是留给后人的一座永恒的精神和人格坐标。我想用余秋雨《遥远的绝响》中的文字结束全篇：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