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底子在上海，这里叫做吕班路蒲柏坊，后来又叫做灵宝路蒲柏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太仓坊，这些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都已经湮灭了，现在这里是重庆南路30弄，35号就是我们的老家。
很难表达这里对于我们徐家后辈们，尤其是那一群出生在外地，成长学习工作都在外地的徐家源字辈的孩子们，应该具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我去过那里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只是每当我有机会去上海的时候，我都要到那里看一看，哪怕后来那里已经没有一个徐家的人在那里居住了。对于那里发生过的事情，我所知甚少，过去的老人都不愿意讲自己过去的事情，我所有知道的零星散落的信息，也是在长辈们闲聊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很不完整，实际上我也写不出来什么故事。
对于老家在上海，觉得只是一个籍贯问题，我出生在沈阳，成长生活在河南，家乡对我来说太遥远了，老家对于我们来说太陌生。血缘上我们应该是很纯粹的上海人，母亲的家里就在松江县城，那里是上海的根，父亲的老家在青浦朱家角，父母亲都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记得有一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和一个上海人住在一个房间，他说像我这样血统纯正的上海人已经不多了。也许真的是基因里的东西，让我想到老家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血流涌动的感觉。
听我父亲说，在早我们家是住在上海老城厢的老西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我爷爷随着中国国货公司迁往了武汉，我奶奶带着七个孩子留在了上海。小嬢嬢说一天晚上，奶奶在梦里看到一个神仙老爷爷告诉她：“ 马上搬家离开老西门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出门往法租界寻找房子。不知道奶奶走了多少路，寻问了多少人，最后终于在蒲柏坊35号找到了一所转租的房子，那个房主是一个福建人，因为上海在打仗，他要回福建老家去了。
这座房子是建于1920年的三层砖混结构的联排住宅，有些类似于石库门的住宅建筑形式，所不同的是房子里面有煤气卫生设备。双坡屋面，清水红砖墙面，这是一座只有单开间没有厢房的新式里弄住宅，一层正门进来是一个客堂，二三层的正房有大玻璃阳台，一楼的灶间上面是亭子间，三层往上是晒台，每个楼层都有卫生间，没有石库门那种石头围成的门框和厚重的实心木质大门，天井只有一个半开敞的露天花园。蒲柏坊35号位于今天的淮海中路南侧和南北高架桥西侧，著名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新天地，复兴公园都在附近。
重庆南路在租界时代叫吕班路，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法租界时改名灵宝路，1946年又改名重庆南路。1993年上海建设南北高架桥，重庆南路30弄有一部分被拆迁，不过那一排楼房拆到35号时就停止下来了，徐家的老屋被保留了下来，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这里传统上是住宅区，周围有许多著名的现代住宅，如165号巴黎公寓。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爷爷就随着公司转移去了后方，上海只留下奶奶带着七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姑姑刚出生不久。公司为了躲避战火一直向着西南撤退，爷爷从上海到汉口，又从汉口到昆明，再从昆明到贵阳，到香港，爷爷的脚步最后停止在了那里。爷爷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那天的晚上离开了人世，年仅46岁。战争迫使他远离妻儿背井离乡，战争让他患病无医客死他乡，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奶奶才迎回了爷爷的遗骨。我一直都不知道，战争期间的那些年，爷爷是否曾回到过上海，他是否曾在蒲柏坊35号住过。
爷爷在西南大后方的公司里工作，当时他在中国国货公司担任襄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头两年里，由于公司一直都在不停的迁移，他无法收到奶奶的任何书信，虽然他总是想方设法把钱带回家里，可还是很难想象那时候奶奶是如何独自带着七个孩子支撑着这个家庭生活的。1939年11月到了贵阳，爷爷终于收到了奶奶从上海寄来的书信和照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939年12月1日爷爷在给奶奶的回信中写道：“君之亲笔信及照片信均已收到，两年不见君亲自写信，得到片信，殊为欣悦，余身体安好，请勿为念，贵急望善为调理，余之丸药本留家中，无非忌讳，因在此间另有一盒也。别时所言，皆谨记在心。”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美法列强开战，租界就成了一座孤岛，成千上万身处交战地区的上海居民，从四面八方逃往租界避难，就在奶奶把家搬入法租界没多久，11月10日租界当局以接纳能力和安全等因素限制为由，关闭了租界的所有铁栅门，大批难民被阻挡在租界的铁门之外，经历着生与死的煎熬。一时间铁门几乎成了生与死，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即使逃入租界的七十万难民也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只能露宿街头，靠施舍救助度日，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内外两重天，一边是死亡之地，那一边却是歌舞升平。
沦陷区的上海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粮食紧缺，我母亲家里当时住在闸北火车站附近，外公所在的华商水电公司被日本人占领后就失业没有了收入，正在上高中的二舅舅染上伤寒去世，外婆也因为被火灾烧伤不治身亡，母亲还曾一度失学在家里做手工挣些钱。那时奶奶带着七个孩子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管外面的战争如何残酷，租界里是安全的，租界里的生活一切都还正常的运转着。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了解了一些有关上海租界的知识，1845年上海首先设立的是英租界，后来相继设美租界和法租界，之后英美法成立联合租界，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日本在上海是没有租界的，所谓日租界只是一些民间的说法，不过日本人在公共租界里虹口地区居住比较集中，建立了许多的日式商业机构还有兵营。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前沿基地，并由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实际分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的租界（虹口和杨浦）成为日军实际控制区。1941年12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公共租界，此时法国政府已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因此日军并未进入法租界，直到1943年7月30日法国傀儡政府才将上海法租界移交给汪伪政权，自此上海租界的历史就结束了。
1941年12月25日我的爷爷在香港沦陷的炮火声中去世，家里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为了生活和求学，年仅十六岁的父亲在1942年8月历时近两个月从上海来到贵阳，由爷爷所在的中国国货公司资助到贵阳清华中学读高中。后来他报考了大定航空发动机学校，录取为技甲一期学员，属于空军编制。学校设在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位于大定县羊场坝乌鸦洞。一九四六年七月父亲从技甲一期毕业，调到沈阳接收管理几家日伪航空配件工厂，二十岁的父亲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官。
1947年5月父亲回家探亲，父亲曾对我讲起过他从沈阳回到上海家里的感受，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里，我爷爷已经去世五年了，弟弟妹妹也都长大了，清楚的记得是七弟给他开的门，当时却认不得他了，家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贫穷破败的样子，一切都井然有序 ，还和自己走的时候一样，父亲感慨奶奶是多么伟大，独自一人带领着六个孩子，她没有经济收入，却顽强地支撑起这片天地，为孩子们遮风避雨。父亲的回家让奶奶无比的喜悦，她没想到自己的大儿子已经可以分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了。
上海的房子从来就不便宜，在1934年末，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里曾写过“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 当然一百两并不是交白花花的银子，而是租界内按照海关税银折算的一个单位，交房租的要按照当日牌价折算付现钞，文中写到“每两作一元四角算”。当时鲁迅入住的大陆新村属于新式里弄三层住宅建筑，他1933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钱二十，付水道押柜钱四十。”大陆新村房钱四十五两就等于六十三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换了在北京，一所很阔气的大四合院也不过只有一半的价钱。
抗战开始，上海租界房屋有限，租房价格大涨，而且通货膨胀，房产业主不能月月增租金，又不能撵房客搬家。租房住户紧缩居室，转租别人以营利。便出现了二房东，三房东。花大价钱买别人的居住权，便出现顶费。从抗战至胜利后，解放前，则均以金条计顶费，我在一篇文章里看见过，1948年以四十两黄金顶下（这里指转让或取得房屋或土地租赁权）复兴公园对面巴黎公寓一套公寓，也不过两间房加厨房，洗澡间。连厅也没有，只有一段过道而已。而单开间新式里弄三层住宅房顶费则要百两黄金以上。
我也不知道奶奶是用了多少两黄金才顶下了这座房子，我想一定是倾尽了全力。顶费属于一次付清，永不退还的，住户取得这栋房子若干年的使用权，以后每月或每半年向“经租”交付规定的房租和杂费，合同期间，大房东无权干涉房客的使用方法。奶奶只留下了二楼的亭子间和正房自己住，将一楼和三楼都转租给了别人。父亲曾经说过，一楼客堂是租给了徐家的一个亲戚，他在家里开了一个中医诊所，后来父亲患肝炎还是这个医生给医治好了。有资料显示，1938年上海一个全劳力男工月收入一般为15-20法币，而当时有人租用三层楼的亭子间的月租为十五元，一般亭子间不过是高约两米的六七平方面积。
随着时间的推移，蒲柏坊35号的七个孩子慢慢的都长大了，逐渐的离开了那座房子。大姑妈嫁到了青岛，小姑妈结婚后搬到了南京西路，爸爸参加了解放军留在了沈阳。七叔叔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打完仗以后他去了新疆勘探石油，他说回到上海连一张床的地方也没有。小嬢嬢考上了长沙的医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长江边上一个叫繁昌的小县城，在造船厂里做医生。六叔叔大学毕业留在上海教书，结婚后和奶奶住在二楼的正房，八叔叔大学毕业在沪东造船厂工作，结婚以后就住在二楼那个亭子间里。六叔叔生病去世以后，八叔叔搬进二楼正房和奶奶一起住，六婶娘和两个孩子住进了二楼亭子间。很难想象，就在那样狭小的房子里，竟然住过那么多的人。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我们徐家在蒲柏坊35号已经八十五年了，1984年8月奶奶去世，享年86岁，按照她的遗愿，孩子们将她的骨灰葬入了大海，我想奶奶那是要去寻找爷爷了。如今奶奶和她的七个孩子中只有八叔叔还在世，二楼的亭子间已经卖掉了，八叔叔搬家以后，二楼的正房也出租给了别人。
我想以后只要有机会去上海，还是会去那里看看的，重庆南路30弄35号，不知道哪一天它就会被拆掉不再存在了。
写于2022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7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