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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宦官何以具备参政的能力，又应如何评价明代宦官的参政？作者在第五章中，对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知识化是明代宦官全面参政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明代中央决策系统“以内制外”权力结构的基本保障。指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儒士的自宫或被强行阉割入宫，二是设内书堂对小内使进行系统教育。而后者，又是明代宦官知识化的主要途径。
了解明史的读者想必知道，为防止宦官干政，明太祖有定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然而，作者却推测，明代对小内使的文化教育，又恰恰是从洪武时开始的。毕竟像典簿、纪事这样的内使，他们的岗位职责自然要能识字，而小内使又自幼入宫，只可能是在入宫后对其进行教育。因此，明太祖禁宦官读书识字，大概是一时之激怒的结果。
在宦官的知识化过程中，司礼监下属的内书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者将其称之为“宦官参政的培训基地”。书中综合各种史料，对内书堂建置过程、隶属关系、小内使来源、学业师资、法定课程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探寻。
自宣德以后，内书堂对小内使的培养走向了制度化，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极度重视。内书堂由司礼监提督，给小内使开设了《百家姓》《千字文》等“通识”类课程，又开设了《大学》《中庸》等“举业”类课程，还开设了《内令》《忠鉴录》《判仿》等政务类课程，旨在培养小内使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实际参政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朝廷给内书堂的小内使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内书堂的教育由翰林院负责，以编修、检讨或修撰，甚至侍讲、付读为教习，其师资配备高于明朝的最高学府南北国子监。
因为这种教育背景，内书堂出身的宦官比较注意自身操守，又与翰林官有师生之谊，与士大夫关系比较密切，当他们执掌内柄时，内、外廷的矛盾往往相对缓和，配合相对默契，政局也就相对稳定。儒士自宫者则有所不同，他们多饱尝世态炎凉，带着自悲和怨愤自残身份，入宫后又备受歧视，他们一旦在内廷位居要职，这种自卑和怨愤就容易转化为极度自尊与报复，内臣之间、内外廷之间的矛盾也容易激化。
对于宦官参政，尤其是专权，一般都持批评和否定的立场，甚至将明代亡国归咎于他们。然而，明代的一些知识宦官，也以修身重道、匡济天下为立身处世的宗旨。甚至认为，即使被视为明代宦官首恶者的王振、刘瑾，也绝不像某些士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相反，作者提醒大家，对明代文官集团的评价也不宜过高。他举崇祯帝自缢时与之作陪的是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史实指出，在文官集团整体腐败的过程中，一些被视为最可贵的道德信条，竟然是由宦官来体现和坚持的。进而深刻的指出，明代宦官的全面参政，其实是宦官参政素质提高和文官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明代的衰亡，是整个统治集团，包括皇帝、官僚士大夫集团以及宦官集团全面腐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