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两年前嫁给了那个男人。在我的印象里，山里的日子一向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到底是不是两年前，我现在也很难想清楚。因为在那之后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

母亲的婚礼没有大操大办，准确的说他们甚至没有办婚礼。在没有任何人知情的情况下，母亲将那个男人领回了家门。

见面的第一天，男人让我叫他亮叔。我没有说话，跑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喝了。我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找到他的，只是总觉得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

父亲死去的第三年，我们从城里搬回乡下老家，没过两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母亲又拉着我从乡下老家搬了出来。再过了两年，母亲就搭上了这个男人。

父亲葬礼的时候，母亲站在灵堂前大哭。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母亲看，爷爷想把女儿拉开，却没想到母亲一把哭倒在了灵前。父亲是心脏病病发走的，走的时候人正在厂里加班，包里还揣着准备给母亲带的瓜子。

她晕倒的那天晚上，我悄悄溜到她房间里看她。在月光下，母亲披头散发，一个人坐在床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怕她就这样倒下。于是我站在那里盯着她看了好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母亲才发现站在门外的我。看见我的那一刻，她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床上跑了下来，紧紧的抱着我嚎啕大哭。

我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只剩下你一个了。

母亲是这样说的。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接连换了好几个工作。头几个月她在餐馆里洗碗，嫌弃厨房味大又跑到了前厅当服务生，做服务生两个月跟客人吵了好几次架。又被餐厅开了跑回家里，吃了半个月老本。

我记得有一天母亲叫我去买鸡蛋，说让我买十个。我拿着钱去了，却没想到人家居然不卖给我。现在哪还有按个卖鸡蛋的啊？菜市场的人这么跟我说。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来的力气，领着我跑到了菜市场，和菜贩子大吵了一架。最后领着十个鸡蛋回了家。

我当时很激动，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母亲也是。但是，当我们走回家，走回那个潮湿的胡同，再一次面对那个只能容纳下一张单人床的房间。我们猛地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母亲把鸡蛋放回到桌子上，再也一句话也没说。

在那以后，母亲重新干起了服务员的工作，这在以前对母亲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母亲的父母都是从商的，家里剩下的几个亲戚也都是老师。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打小不要说重活了，连句重话都没听过。十八岁那年母亲没考上大学，吵着嚷着要来北京。家里没同意，她就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站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城。

母亲很少谈论娘家，就算偶尔提到了，也都会尽快转移话题。母亲第一年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娘家人派了个舅舅来北京参加婚礼。我依稀还记得他戴着眼镜，提着公文包。一个人坐在酒桌边喝茶，也不和人搭话。仿佛整场婚礼都和他没有关系。后来酒过三巡，婚礼结束。人就匆匆离开了。

在母亲的故事和舅舅的行为之间，我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丝裂痕。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注意到，母亲一直在试图隐瞒什么。

而如今我坐在这里，我试图通过捕捉回忆去找寻一些当年事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那实在是太过于困难了。不仅是因为我当时尚还年幼，对待某些事物不像我如今这样警觉。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天生的表演者，她十分明白该如何在我，在她的儿子面前，将我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

或许并不只是我的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也或许并不是因为她擅长表演，只是她无比的理解我这块从她肚子里掉出来的东西。

在父亲离去的头几年，我一直始终如一的相信着母亲。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会拿着她贫瘠的工资去菜市场买十个鸡蛋，会在她下班回家之前把屋子打扫干净。而她则负责替我向欺负我的人出头，在回家之后替我做好晚饭。

父亲葬礼的那一天，母亲所对我说的一切，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在很多年，我都一直相信，我和母亲之间是某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我相信母亲离不开我，正如那时的我离不开母亲。

父亲去世的第三年，母亲生了一场重病。只是一病，就花光了家里这些年积攒下的大部分积蓄。那时的母亲躺在病床上，而我则每天都心急如焚。母亲这些年丢了和娘家人的联系，而爷爷奶奶又远在外地。除了少数联系的几个朋友，我和母亲在北京举目无亲。有一天街坊送了我家一盆梨汤。我把梨汤装在保温杯里，冒着大雨把汤给母亲送去。那天我发着高烧，但在雨中奔跑的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倘若母亲不在了，那我也不想活了。

所幸母亲的病终于慢慢好转了。母亲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我们两个人去后海划船。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常常来这里玩。后海的船分很多种，最好看的一种是白色的。我至今分不清那究竟是鸭子还是天鹅。只觉得它滑荡在湖面上的样子格外的好看。我和母亲踩着脚踏板，我把手放在水面上，看着它掀起一阵阵的涟漪。饶是今天，记忆的涟漪已经不再了，可我仍然记得，初秋的北京，那停留在我手指上的清凉，和我再也不曾见过的碧蓝色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