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超出了以往经验的叛乱，也让传统的政治手段失效，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到春秋中后期，各国都放弃了原先的井田制，如鲁国三桓推行的初亩税作丘甲，郑国子产实行的丘赋，和晋国全面推广履亩而征的新经济政策。在这股经济变革的热潮中，新兴贵族往往比传统贵族有着更强的变革意愿。比如在叔向与晏婴论季世的谈话里，齐国公室对其治下的百姓十分严苛，百姓耕种所得有三分之二都要上缴公室。而齐国的新兴贵族田陈氏，则是厚施于民，大斗出小斗进，让利于民。在晋国，也有着同样的现象，早先崛起的旧贵族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往往比较贪婪，而新兴的赵、韩、魏等贵族，则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

在晋平公十四年（544BC）时，有吴国公子季札出访列国，在行经晋国时曾与晋国诸大夫交谈，仔细地考察了各家族所实行的政策，他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认为晋国的政权必然会聚集到赵、韩、魏三家的手中。

由于《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当时的晋国内政走向已经有了结论，且季札并未给出其中的原因，因此不少人怀疑其言论的真实性。后来出土的《吴问》，则进一步对季札观察进行了解说。书中参与问答的主角是吴王阖闾和孙武，吴王问道：晋国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在你看来谁会最先灭亡，谁会最后存活下来？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智氏辞职，韩魏再次，赵氏如能一直遵行故法，晋国必归其所有。”

孙武接着对其所提到的“故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范氏和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一百六十步为亩，并抽取五成（也有解释为两成）的税收。他们的制田狭小，养士众多，税负极高，必然会出现民穷国富、主骄臣奢的局面。人人都希望通过战争获取功劳，因此会率先灭亡。”

智氏的田制比两家稍大，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魏两家又比智氏大，以二百步为亩，但他们的问题与范氏一样，都是征收极高的赋税用以养士，因此会在范氏和中行氏之后相继灭亡。至于赵氏，则是采用最大的田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而且还不收税。民众所创造的财富完全收入自己囊中，使得公家贫穷而百姓富有，公家无法养士，就会出现“主敛臣收”的气氛，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富裕百姓，必然江山稳固，晋国归焉。

吴王阖闾听罢大喜，也给出了孙武一番说辞的最终结论：“善。王者之道富民，厚爱其民者也。”这句话也道出了当时人们争夺民心的真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国家方能长治久安。特别是在春秋末年因铁器的推广而掀起的反抗潮流中，厚施于民显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而民众的意愿，往往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新贵族取代旧贵族，新制度取代旧制度，都是要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贵族在自己的治下推广新经济制度，借此富民强国，进而对旧贵族进行兼并，也是传统国家范围内，力量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铁器又使得传统国家的统治半径扩大，为灭国战兼并战提供了充足物质保障。

与技术革命同时出现的还有启蒙思潮的爆发，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西周及至春秋中期礼制结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系，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领袖，也是宗教权利的代表，时周朝神权体系的大主教、大祭司，诸侯国君在其国内，卿大夫在其族内，都有着同样的权力和身份，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尽管周朝时没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神权的地位却要高于世俗政权。当时的人们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虽然是并列的，地位却是优先的。祭祀几乎涵盖了国家政治、军事以及贵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独立的封君家中，都设置有神职官员，国家在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之前，都必须要先行占卜和祭祀。

晋文公回国后，曾任用十一个公族“实掌近官”，但在其创制的六卿体系中，却只有少数几个公族，可见六卿的职位，在当时并不属于是近官的序列。在春秋早期的历史记载中，国君遇有大事，往往会向身边的近官进行咨询，这些近官涵盖了卜、祝、史、（乐）师等官职。这些官职，尤其是史官和乐师，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与神权毫无关联，但在当时却是担当着沟通人神的媒介。史官起初的主要职责，是观察记录天象，据此制定颁布历法，判定鬼神的旨意。由于其肩负着沟通人神的使命，不少的占卜活动也都由史官来担任。为了判定这些占卜结果的应验情况，他们把这些占卜活动都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历史资料。参照欧洲历史，那些早期的历史记录，也往往是出自于教会，而不是由世俗政权来记录的。

随着历史资料的累积，他们又开始担当起根据历史得失，劝谏君主的职责。由此也就从史官中衍生出了另外的一个官职——国家图书管理员，比如晋国的籍氏，就是世代负责管理国家典籍的官员。由于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史官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硬骨头，而且由于史官自带神圣的光环，一般的世俗执政者也不敢招惹他们，这也是为什么董狐敢于犯颜记录赵盾弑君的原因所在。赵盾并不是心胸开阔，尊重史官的职责，而是因为他心中对鬼神还是有所忌惮，害怕因此而遭到天谴。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到了春秋末期，卫献公流亡意图复国的时候，还曾许下“祭则寡人，政由宁氏”的诺言。但卫献公所生活的年代，已经是一个世俗政权超越神权的关键时期，因此在回国后不久，卫献公渐渐感受到了政权旁落的压力，因此才有了后来对宁氏进行报复的事件发生。

随着神权大厦的崩塌，到春秋中后期，史官身上的光环也不复存在，崔杼弑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那些前赴后继的史官，引领他们前行的不再是神圣的光环，而是心中仅存的信仰了。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的后代早已丧失了这最后的风骨。《国语》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董叔的人，一心想攀附范氏，结果被绑在树上吊打，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而籍氏的后人籍谈，早已放弃原本的职责，以至于在与周王交谈的时候错漏百出，被周景王嘲笑其“数典忘祖”。

在这个过程中，铁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铁器的推广使用，打破的不仅仅是贵族对于战略物资的垄断，更包含了附着在青铜身上的神秘感，也即其作为神权象征物“威信财”的作用。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作为太牢的牛，和用来占卜、祭祀所用的文字。在封建制度存续时期，牛通常是被当做太牢，被用作祭祀和盛大的宴请活动的，普通百姓恐怕难得一见。

而文字则更是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史料中曾有仓颉造字而导致“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其含义大抵是在说，在文字发明之前，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是通过心电感应来实现的。但在文字出现后，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便只能通过蹩脚的语言来表达，人与神的心意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传达。甚至由于世俗政权的出现，“绝地天通”而由少数人垄断了人神沟通的渠道，不少的鬼神就要挨饿了。少数人垄断沟通渠道的重要媒介便是文字，底层民众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学习这些文字，自然就只能受贵族的摆布。

但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进行，许多原本的贵族都降为庶民，这些“威信财”就如同“王谢堂前燕”一般，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比如晋国卿族斗争中的失败者，用叔向的话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这些原本的贵族曾经有过丰富的文化涵养，在沦落为平民阶层后，将原本专属于贵族的文字也都传承了下来，使得文字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媒介，从而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原先他们用来祭祀的牛，也失去了宗教上的意义，被降格成了普通人家耕作的生产工具。

世俗政权的不断扩张，“威信财”的不断祛魅，使得人们渐渐开始对先前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诸如鬼神信仰和君权神授的观念都受到了怀疑。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左传的记录中找到证据，比如子产和晏婴都曾经表达过不事鬼神的想法。虽然他们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但最起码知道了鬼神是靠不住的，在真正有灾难发生的时候，祭祀和祈祷并不能产生很好的疗效。鬼神不能对人产生作用，反而他们的存在却依赖于人们的祭祀，以及心中的信仰。有鉴于此，至少在子产生活的时代里，“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便已经开始流行了。后来的孔子对此不加批判照单全收，在他所创立的学说中沿袭了这个观念，而这也就成了后来墨家诟病攻击儒家的一个弱点。

产业革命的爆发和启蒙思潮的兴起，激荡着人们的心灵，解除了他们内心的枷锁，使得中原大地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而在这个时代到来的前夜，晋国内部的力量整合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场确立了春秋和战国时代分野的最后决战，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