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认识一个叫久儿的姑娘，画得一手好国画，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那些行云流水在她的笔下仿佛都是有生命的，叫人赞叹不已。
九儿很勤奋，每天窝在一个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笔耕不缀。
小屋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盛夏40度的高温，她汗流浃背；隆冬的北方极寒，她蹲在小小的取暖器旁，握笔的手瑟瑟发抖。
但久儿很坚持，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她还是坚持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每晚十一点后才睡下，其他所有的时间除去吃喝拉撒，都在不停地画、画、画。
久儿说，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五大洲最顶级的美术馆挨个儿举办一场自己的个人画展。
我们虽然觉得这梦想遥不可及，但见她如此勤奋而执着，还是很衷心地鼓励着她：“加油啊，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久儿的日子过得很清贫，最苦的时候，一天就只啃一个窝窝头，人瘦成了一片儿纸。她没有稳定的工作，唯一的生存来源就是卖自己的画儿。
我们理所应当地以为，人在这个阶段当然会期望卖出去的画越多越好，至少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但，久儿不这么想。
她把自己觉得不错的画作都收藏了起来，她说她要去五大洲最顶级的美术馆开画展，好作品都卖光了，她拿什么去展？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家无力反驳，只能尽力接济一点算一点。
但久儿的生活还是日渐困顿。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她舍不得拿出去卖的佳作，满满地堆积在一起，就连进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就踩到一脚。画越积越多，但久儿还是舍不得拿出去卖，她坚信梦想是无价的，所以眼前的这点困顿真的不算啥。
终于，她连这个10平米的小出租屋的房费都交不起了。在拖欠了数月的房租以后，有一天，房东趁她出门的时候把她全部的家当都扔了出来。
久儿的衣物其实少得可怜，她全部的家当，说白了，其实就是那些她视为珍宝都舍不得出售的画作罢了。
北方的十二月，已经下过雪。那些还来不及装裱的画作如同垂死挣扎地蝴蝶一般在北方呼啸的寒风中飘飞，有的落在大雪消融以后的污水里，有的落在焦黑而泥泞的土地上，有的被大风高高卷起，挂在空无一叶的树梢头，绝望地抖动着……
久儿面如死灰，像一个喝多了的人，步履蹒跚。她低头弯腰，把地上的画一张张捡起来，紧紧拽在手心里。她的手心，湿热而又冰凉。
那天夜里，久儿高烧一场。她被朋友接回家的时候，神志都有些迷糊了。朋友担心她出事，整夜守在她身旁，听她在梦魇里哭哭笑笑，依稀说着“梦想”，说着“画展”。
久儿整整沉寂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拒绝跟任何人交流。有时，我们打电话给她想安慰两句，她也根本不理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是经过了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的。因为，一个多月后，久儿就召集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个闺蜜在收留她的那个朋友家里集合。
那天，我们都去了。其实也是因为忐忑，生怕她还是没有想开，要出什么幺蛾子。
但久儿明显状态不错，她穿了一条新裙子，甚至还化了一点淡妆。大家一坐下，她就捧出几叠钞票说：“这些都是你们这些年接济我的钱，利息没有，本金归还。”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忍不住问。
她淡然地笑：“我把裱过的画儿都卖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久儿笑得一脸释然。
久儿用剩下的钱给自己报了一个国画的研修班。
她找了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又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小套公寓，过起了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不多久以后，我又见过久儿一次，是在她的婚礼上。久儿闪婚，先生是她单位的同事，小她两岁，长得很帅，对她也是疼爱有加。
久儿再也没有提及过“画展”的事，每每通话，说的也总是平淡的日子里那些寻常的小幸福。
两年后的盛夏，我接到久儿的先生打来的电话，邀请我们几个闺蜜去参加久儿研修班的毕业画展。我离得最远，但也还是专程买了机票飞了过去。
久儿气色很好，人微微长胖了一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瘦骨嶙峋的“纸片人”了。我们热情地拥抱，没心没肺地开怀大笑。
“恭喜你，终于开画展了。”我说。
“想想当初那个一心要在五大洲最顶级的美术馆挨个儿举办个人画展的自己，还真是可笑啊！”她爽朗地大笑着。
“怎么，人生的终极梦想就这样放弃了？”我挑衅地问。
她笑得像个孩子：“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没有梦想，活得可真他妈的太爽了！”
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鸡汤”盛行的年代，梦想是这碗汤里必不可少的作料。
“度娘”有云：“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指在现在想未来的事或是可以达到但必须努力才可以达到的境况。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甚至其可以视为一种信仰。”
而我只想说两个字：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