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流与丝绸织造的城市
那时的苏州，每当夜晚来临，与一轮明月相伴的，除了城西富商大贾们纵情声色的评弹昆曲，就是万千织女在城东回应起的一片辛劳的织机声。
（一）河流如马路，锦帆似车篷
小桥流水的苏州古城中有一条名叫锦帆的路。其实这条路本来是一条河，一条护卫吴国王宫的护城河，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直至近代才被填河成路。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经过了一番风水考察，决定用双棋盘的形态来奠定苏州城池的格局。所谓的双棋盘，就是充分利用苏州的水资源，在每一条道路旁挖掘一条河流，将整座城池建构成复线的棋盘一般，形成独树一帜的“人家尽枕河”的城市风貌。
当时的锦帆河，是吴都子城的西城濠，古称锦泛泾，又称锦帆泾。名字中都有一个“锦”字，都与丝绸有关。
相传，吴王夫差经常携美女，乘锦帆彩漆金花舟畅游此河，满河挤满了锦帆俪影，远远望去只见彩绸飘翻，俪影款动，倒是很少看得见河水的影子，所以这条河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
纵观苏州2500多年历史，其发展壮大的动力就是由运河交通与丝绸生产贸易提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苏州城的版图就是由河流与丝绸织造出来的。
（二）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
唐朝初年，苏州的户数不满1万2千，到开元时期，一下子猛增到6万8千多户，安史之乱后更是一跃而为10万多户，以后则一直稳步上升，直达14万3千多户。
唐朝把天下的州郡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辅为京都之地，当然无城敢与争锋，稍次的雄州，也就是大都市，也大多分布在北方。
但是由于苏州丝绸的生产贸易发达，其经济地位就是在泱泱大唐帝国，也显得十分突出。所以，它先由唐初的上州升为紧州，到大历十三年，又被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
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宋代，只要太湖流域的苏嘉湖一带不遭遇天灾人祸，稻粮丰产，蚕茧丰收，全国就富足了，天下也就可以仰赖苏湖而解决穿衣、吃饭这两大维持人类生存最根本的问题。
当时的苏州，每两周生产的丝绸织品，就能铺展出一条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
有幸在天堂里做官的诗人白居易，于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从杭州刺史任上调到苏州当刺史。一到苏州，他就被眼前的繁华所震惊，立即发出了“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的惊叹。
要知道，长安可是首都啊。
丝绸产业同时在苏杭兴盛，但是在苏州，它还发展出一种延续至今的独特艺术——苏绣。如果说历史上还有苏州盖过杭州的时候，那么苏绣确实为丝绸包装着的苏州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三）秀丽城池丝绸织就
“苏州是一个颇为名贵的大城”，人民“恃工商业为业，产丝甚饶，人烟稠密”。这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写的。
此时的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已经是“列巷通衢，华区锦肆，桥梁栉比”的江南大都会，“南船北马，商贾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
苏州城在丝绸的生产中激增着人口，苏州城更在丝绸的贸易中自由拓展着面积和空间。
阊门外之南濠，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到清康熙年间，已成“苏州最盛之地，百货云集，商贾辐辏”。盘门、葑门一带，乾隆初年还是人烟稀落，到乾隆末已经成为“万家灯火”的热闹城区。民间已经广泛流传着“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的谚语。
《嘉应会馆碑记》说：“姑苏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四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慕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居有地”。
这些鳞次栉比的会馆，遍布在苏州的大街小巷，是全国各地商人为了在苏州做丝绸生意而特设的，直到今天，这些会馆也还是苏州城特有的景观。
（四）一城明月，半城机声
与明清时期官营织造的皇家计划经济不同的是，民间的丝绸工业则主动适应着市场的需求，以市场为杠杆自由地消长。
绫锦纻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
这是嘉靖《吴邑志》记载的明中叶时苏州东北半城专业丝绸生产区域的景况。
延续到清代的乾隆盛世，苏州仍然“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除了织造丝绸，结综掏泛、捶丝掉经、牵经接头、挑花上花等众多辅助行业也在东北半城盘结。“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有十几万人从事与丝织相关的行业。
丝绸生产区域的自然集中，方便了行业间的信息、原料交流和竞争，已经类似于今天现代工业自觉形成的产业链，有十几万人从事与丝织相关的行业。每当夜晚来临，与一轮明月相伴的，除了城西富商大贾们纵情声色的评弹昆曲，就是万千织女在城东回应起的一片辛劳的织机声。
那时苏州生产的丝绸，就像盈盈不绝的春水，通过江海河湖汹涌渗透到中华版图的每一寸土地，在神州大地上漾动起了一片江南的色彩。
（五）一雄既出，众星拱月
明清苏州的迅速崛起，强劲地带动了城市周边市镇的发展，整个长江三角洲，都随之兴旺发达起来。
明代以前，吴江县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市镇，但到明弘治年间，已经有了3市4镇，嘉靖又年间增到了4镇7市。
《吴江县志》记载：
“丝绸之业，宋元以前唯郡（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延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震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弘以后，近镇各村尽逐绫绸之利”，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江南名镇。
黄溪原来只是一个小村落，明熙宣时，户口日增，渐逐机丝线纬之利，凡织绸者名‘机户’。业此者渐至饶富，于是相延成俗”，很快成为丝绸专业城镇。
盛泽的情况则更为典型。明初的盛泽居民只有五六十家，“食不能毕一豕（猪）”，到清嘉靖间，居民开始从事丝绸业。此后居民“俱以蚕桑丝绸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成为一个丝绸产销的巨镇，“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一举发展为康熙年间的全县第一大镇，从此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
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一篇小说就很有代表性，故事说，嘉靖年间，盛泽镇上有一对叫施复的男人和子妻喻氏，在家里开了一张织机，每年养几筐蚕，纺丝织绸。夫妻两因养蚕得法，善于经营，“缫下来的丝，细圆匀紧，洁净光莹”，织出的绸因为光彩润泽，别人都出高价竞相购买。几年就增加三五张织机，日子过得渐渐滋润起来。然而，他们依旧省吃俭用，昼夜不停劳作。不到十年功夫，他们家就积累了数千银两。施复又购得邻居家一所大房子，开起三四十张织机，新讨几房家眷小厮，把家业做的越来越大，日子过得越来越美。
当时的盛泽“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一河贯流市镇中央，五座石桥飞架南北，两岸则店铺林立，来往商人人头攒动。
（六）漂泊在光阴中的丝绸印记
苏州古城里现存一座叫做艺圃的江南名园，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几遭沧桑变化，屡经主人易异，规模愈来愈小，建筑几近荒废。但在道光十九年被苏州绸业同人购买下来，作为丝绸业的公共场所，并取《诗经·小雅》“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之意，改名“七襄公所”后，很快被财大气粗的丝绸也老板出资修葺一新，终日接纳业界同人，或交流商业信息，或商举大事，或宴朋会友，一时门庭若市，歌舞不绝，成为了苏州园林中的一朵奇葩。
此后，苏州丝绸行业的许多大政方针就是在艺圃欢乐祥和的环境和氛围中诞生的。
其实，只要看看苏州的地名，你就能感觉到这座城市与桑蚕生产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除了春秋时期的锦帆路、织里桥，还有明清时的云锦公所、滚绣坊、桑弄、绣巷、北局、太监弄、养蚕里等等。
这云锦公所、滚绣坊、桑弄、绣巷等名字和丝绸的关系到好理解，可是北局和太监弄能和丝绸有什么关系呢？
北局是明代皇家在苏州设立的丝绸管理机构，在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上，它的遗址也是今天苏州最繁华的人民商场。因为在苏州城南的孔傅司巷，同时还有官府设立的苏州织造总署，所以老百姓为了方便地区分这两家性质相同的官府，就简称它为北局。
一个城市竟然同时设立两处皇家织造局，也足见当时苏州的丝绸生产在全国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而太监弄与丝绸就更有直接的关系了，它虽然只是观前街与北局之间的一条短巷。但实际情况是，明代，苏州的皇家织造局，是由皇帝专派亲信的大太监主事的，而那些大太监需要很多中小太监作为助手。当时在北局里当差的众多太监就居住在这条里弄内，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得了一个太监弄的名称。
清《吴门表隐》就有明代金玉、如意两大太监在此居住的记载。紧随着观前商业中心的太监弄，两旁酒楼林立，客栈比肩，在苏州留下“吃煞太监弄”的佳话。直到今天，松鹤楼、得月楼、上海老正兴等苏州著名菜馆仍然聚集在此这里，被人称为太监美食街。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光淘洗，这些沾满苏州丝绸印记的地名在光阴中漂泊着，已经沧桑成了历史背景。但丝行桥、靸鞋桥、巾子巷、孙织纱巷、绣线巷、桑园巷、新罗巷、机房殿、作院、七襄公所、文锦公所、桃花坞打线场、领业公所、成衣公所等等等等以丝绸命名的地名还将长久地存储在苏州的记忆里。
（七）怀旧的地图与诗意地栖居
鼎盛辉煌的明清苏州，繁华似锦的丝绸生产，锦衣玉食的坐商行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扩张了苏州的城市版图。
二千五百多年来，苏州城池每一次变形与拓展，都能找到与丝绸业息息相关的蛛丝马迹。
正是丝绸产业工人的出现，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形成，才使苏州在中国最早具备了现代城市的意义，而同时代中国的其它城市，从生产关系和生活形态上来说，只不过是个放大的村庄，其中的居民在本质上讲还属于“城市农民”。
可以这么说，正是五彩的丝线在漫长的岁月中，编织出了苏州纵横的街巷，编织出了苏州如网的河流，编织出了苏州独一无二的经纬。而苏州本身也犹如一张巨大的织机，以街巷为经线，以河流为纬向，以船只为金梭、银梭织造拓展了自己的锦绣城池。
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崛起和现代化纤织物的出现，苏州纵横的河网中渐渐消失了棹影归帆；古老街区里的丝绸遗迹，也渐渐隐入了人们的视线以外，水影丝光正在人们的冷落中消逝。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仍然在自恋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却不知曾经拥有的天堂正在急速地瓦解。
除了感慨，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苏州在城市上的地位本来就是靠水乡风貌确立的。苏州的水网就像是我们的掌纹，聚集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信息；苏州的丝绸就像我们的遗传基因，掌控着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光彩。遗忘了这一点，我们在处理当代建筑与古城风貌的关系时就可能失去应有的远见卓识和独特的审美能力。
也许，只有让古城的水影丝光最大限度地散发和延伸出来，才能真正对新生活注入现代性的理解。也才能产生出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和谐相处的对话精神和美学空间。
真正诗意的栖居，所表达的应该是特定的时代中人对自然的理解，和理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与天地沟通的场所，从古至今就一直是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和宗教观。
在这个意义上讲，苏州，这座水中的城市，本来就应该像出水的丽人一样，以感性、清秀的建筑风格，取代坚硬和笨重，以自由和逸动，使人产生细腻和长久的回味。就像著名作家萧乾说的那样：“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它的市格。”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精神地图也正在越来越快地破损模糊。我们甚至就快要失去实体的《平江图》，失去苏州的水——苏州精神的源头。
看看大运河上那座叫作“狮山”的桥吧，它的西面是苏州的新区，是水泥的、玻璃的耀眼色彩——明亮、夺目、流行。而一河之隔的东面就是苏州古城，是陈旧、缓慢、黯淡，但却朴实无华。
那座现代桥梁，仿佛一个象征——而不仅仅是沟通，更是过渡，联结了两个世纪，也联结起了两种理想和追求：西岸是享乐、现代，是新文明的气息；而东岸则是艰苦、乡土气息和积重难返的中国历史。所以这座桥就不再仅仅是进行空间转换的通道，而更像母体与新生儿之间的脐带。
这一爿饱经沧桑的母体是一具浸泡在无边大水中的伤感风景，正用她那难懂的方言独自诉说着属于她青春时代的南方的丰饶与美丽。在她的浅诉低吟中，我们不得不有些疑惑：究竟哪一个苏州更真实，更能长久地留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她那变形的身躯到底是获得了新生呢，还是遭遇了基因突变？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打破传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丰富传统。一个被时光呵护下来的旧苏州，也许能为我们葆有一个散发智性与敏锐的张力场，能够蕴含繁复生活的本质目的，揭示出躁动多变表相下的单纯平凡的真实面目。
有人说，平庸的建筑对一个城市来说就像一堆不易铲除的垃圾，就像一个美人脸上难以愈合的伤疤，是一个城市最沉重的负担。美国现代主义大诗人庞德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最古老的，也就是最现代的。”
在一个机械化时代，竖几根水泥柱子并不难，但要人们竖起大拇指却很不容易。因为缺少文化内涵的注入，水泥柱子永远撑不起真正的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