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村上春树的喜爱。喏，日本作家里，至少目前是的，没有之一。
从没有因为他是日本人，就对他产生多余的厌恶；也从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读者，从而有所偏爱。
尽管，我在拜读他的大作之余，经常不能自已，神情忧郁好一阵子。但从没就此作罢，依旧不遗余力地读下去，常常又身不由己地喟然叹息。
很想让你坐上
去中国的小船
只坐你我两人
船儿永借不还
《去中国的小船》开篇，村上用这首旧时歌谣作为引语。紧接着——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短短的60个字内，重复了两遍相同的疑问。
我不由得暗自思虑，是不是和鲁迅先生的：“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如出一辙咧。
并不尽然。
我看过关于这本书深意的较多解析，认真思考过关于村上的思考，仍几乎不全然地确定的确是心领神会了，也不确定是否仍将继续让人们思考更多种存在的意义？
有人读作：中日海陆近在咫尺，一艘船只仿佛就可以衡量距离。可惜船小且慢，摇摇欲坠。唯独永久租借，不还，才能无限接近广阔无垠的大陆。其预想而不达，个中滋味尽显无奈、惆怅。
有人读作：“去中国的小船”更像一个隐喻，其意义不单单指一个交通工具。而是由“当下”泛指“过往”，即“记忆的小船”。
中国的小学到底有没有在桌上刻字；中国的同学也记不清了；女学生的号码被自己糊里糊涂地扔掉了。所有“过往”几乎都是难以完整地回忆。
因而作者最后说到：“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这里是否在讲，人们是难以通过模糊的记忆直达真实的过去的，而应该过好当下。
比如——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
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到此刻，那趟去中国的小船，究竟去了哪儿？
我喜欢读书，即便偶偶不能理解作者的深意，也愿意花点时间去琢磨再三。
村上出生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在即；同样也是日本战败的第4年头。在他青春年代，对中国持有的特殊感情并不能完全释放。如何做到良知，清醒，承认历史？
书中尽管累赘似得表达对于人生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三个中国人，但不厌其烦叙说仍展显了他对中国人战争时代所遭受的创伤的隐隐约约的愧疚和同情。
作家最是感性之人，大抵是这样的。
村上应该算是一个有良知的，要不然也不会有他在一些书中不止一次提及南京大屠杀以及731部队的存在，而遭到国土之人的诋毁和算计。
村上应该也是喜欢中国的，要不然也不会在对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和绿无天际的草原，虽然仅有一海之隔，却犹如十万八千里，困难重重。
那个一再强调中日是朋友是睦邻的监考老师，以及他的同学。都在不断努力，但最终仍无法真正融入到日本的国度。终于不得不感叹“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村上对这些中国人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但他深知不是国度的问题。
或许，我们自己也有渡向日本的小船，譬如：文学、动漫。但当小船载上历史的包袱，那是载不动许多愁了吧。即便在前行，也可能沉睡。
《去中国的小船》其实不止讲了这些，《穷婶母的故事》、《纽约煤矿的悲剧》、《袋鼠通讯》、《下午最后的草坪》、《悉尼的绿色大街》等七篇小说将命运安排、现实逃离、过往回忆以独特的故事形式形成。
不论故事是何属性，在字里行间中透出的意犹未尽都能使得读者回味无穷。故事让人无助，黯然神伤，幸运和绝望，逃离和重生，就像风筝断了线，随风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