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意在向我们介绍一个也许一生都接触不到的世界——这点在作者的题记中表露无遗——所以“世界观”说明在前几章占了不少篇幅：和《白鲸》一样，详尽细致甚至显得琐碎的叙述来源于作者真切的生活体验，令书中的一草一木触手可及，呼之欲出，仿佛这是从另一个世界旅行至读者之间的漫游者，为我们带来的邀请函。
而维持两个世界的联系，令我们不至于在这远离俗世的边城水土不服的，则是在异世和常世都灿烂夺目的共通之处——情感。
《边城》是一部讲述人的情感的故事，理性在其中几无立足之地：老船夫守护渡船数十年不愿收取船资，为自己取利的算计自然是没有的；船总顺顺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舍弃了让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自然也说不上精明；傩送为了自己的心上人“不要碾坊要渡船”，更标志着代表感性的爱情战胜了代表理性的利益。
情感也并非只会带来美德：兄弟二人爱上同一个姑娘，越是光明正大的争夺，越让失败者饱尝痛苦；老船夫为孙女的未来操碎了心，却无意间促成了天保的悲剧；理智上不应迁怒于人的顺顺和傩送，还是无法阻止自己心中生出的疙瘩。
书中唯一的重要女角色，女主角翠翠，更鲜明地体现出了情感的美丽与脆弱。翠翠的生活并不多彩，她满溢的情感主要的倾泻对象也只有爷爷（明明是外公，真是逼死强迫症）和爱情。
少女对爷爷的感情清晰明确，从一开始单纯的依赖，到后来学会关心，又时常任性赌气，但对分离的恐惧还是常常把她拉回最初依赖爷爷的小女孩。故事结局，爷爷去世，这份情感在爷爷生前为她带来多少快乐，就在最后为她带来了多少悲伤。
爱情在翠翠的心中还只是朦胧的幻梦，害羞与向往是十五六岁少女感受爱情的主旋律，为爷爷的调笑发怒却又关注新娘出嫁花轿的翠翠也不例外，刻意回避心上人的娇羞与任性是她的特权，哪怕不理性，又有谁能指责她，能否认那份单纯的美丽呢？
情感的复杂即在于两份不同的情感难以独立，而是交缠混合，互相作用。翠翠萌动的春心时常干扰她与爷爷的交流，而对爷爷的深厚情感与对别离的恐惧又让女孩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情——其实这点在爷爷这里又有何不同？对女儿旧事的痛苦回忆让爷爷对翠翠的将来满怀担忧，而对孙女的关切又迫使老人努力促成好事，看似矛盾，却在情感的乱流中显得理所应当。
由于所有人类所共通的情感的注入，这部描绘陌生乡村的小说具有了让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接触并理解的契机，而接触后又反过来使人适应了书中浓烈的湘西风味。茶峒的集市、水流、渡船、龙舟，为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些新鲜物事的人们提供了有趣的谈资，在这新奇描写的字里行间流泻出的，则是湘西农人淳朴的心。
对乡村风物和人民形象的塑造不仅在《边城》，也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得以体现，其中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更是在不同小说中登场，反复渲染出了这些与《边城》来自同一世界的人事物们共通的特征：
沈从文的短篇《屠桌边》对屠户朴实的描绘，与边城中善良真诚的屠夫十分相似；而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三三》中，女主角三三家中也有一座边城中提及过的碾坊——想必这民间色彩浓烈的装置令作者印象十分深刻吧；此外，《三三》这篇小说中渲染着的少女对城里，对朋友，乃至于对爱情若有若无的向往，以及一以贯之的羞涩，又让人很容易将她与翠翠联系起来。
与不同情感间的交缠一样，《边城》以及其他湘西小说对于民风的塑造也在作品的情感灌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中的主角若不是这样一群毫无机心利欲的人民，又如何能让小说被闪耀的情感充满而不掺以沉重的理性，构建出一片宛若梦幻的真情世界呢？
无论是情感还是风物，单独写出来都是散文范畴，而令《边城》成为一部小说的，是作为书中丰沛情感与乡村风情的载体的，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故事。
不计算小说开头的“世界观介绍”，剧情是从第四章叙述翠翠在两年前的端午遇到傩送二老开始的，这次相遇促成了翠翠与傩送的情根深种，但他们却没有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迅速而热烈地开始恋爱：说实话，在许多西方故事，诸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乃至《百年孤独》中，人物爱情的发展都快得让我有些惊讶，好像主角根本没发展什么感情就突然干柴烈火了——传统上，中国人习惯了好事多磨，习惯了日久生情，习惯了明媒正娶，所以不习惯太“快”的爱情。
中国倒也不是没有一见钟情的作品，比如以牡丹亭为代表的爱情戏剧，但那终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虽然西方同样有基督教的压制与文艺复兴的反抗，但回溯文化根源时我们会发现，古希腊人民在津津乐道他们的种马主神时，我们的孔老夫子则在大声宣告“思无邪”。
所以我们不可能责怪翠翠对爷爷的询问赌气发火，也不可能责怪少女看见心上人却避而远之——要知道，一首山歌就能勾搭走翠翠母亲的湘西农村，受传统的毒害已经算比较轻的了：身为翠翠长辈的爷爷丝毫没有封建家长的架子，是真的全心全意以翠翠的态度为第一标准，甚至推荐派来媒人的天保靠“走马路”的方法来追求爱情，这样的家长放在其他故事里，本应该轻松引出皆大欢喜的结局才对。
爷爷让出自由恋爱的通道后，挡在翠翠面前的障碍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那是积累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镌刻在她心口的记忆，是少女的矜持。
我在这里绝非要否认文化传统的正确性——实际上正因为它根本算不上错误，才令悲剧色彩更加浓重：没有人怀有恶意，没有人犯错，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为了维护未给出答复的翠翠的最终选择权，爷爷对天保派来的媒人只能含糊其辞，直到傩送向天保表明态度，兄弟二人以山歌决定爱人归属，天保又拒绝让弟弟代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天保已经清楚自己会输，但当老船夫怀着误会前来“祝贺”时，他仍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刺激。
天保出事之后，爷爷虽然怀着内疚，但对翠翠终身大事的重视还是令他强迫自己屡屡出现在傩送和顺顺面前，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促使两人对老人愈加冷漠，直至其带着遗憾离世。
对于这个悲剧，我们能责怪什么呢？
难道要责怪爷爷尊重孙女的开明吗？
难道要责怪天保拒绝代唱的磊落吗？
难道要责怪老人促成幸福的奔走吗？
难道要责怪傩送痛失至亲的哀伤吗？
小说的终幕伴着一场仿佛要毁天灭地的雷雨拉开——在第二章里，作者就叙述了茶峒水患的情形，一句“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便生动地刻画出灾难来临时给人带来沉重乃至麻木的痛楚，然而这几句话笔触轻描淡写，又夹在若干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世界观介绍”里，并没有给人很深的印象。
直到与故事主线息息相关的灾难来临：老船夫“管了五十年的船”被冲走，“与茶峒风水有关”的白塔坍塌，还未看到孙女安宁未来的老人猝然离世——三重前所未有，触目惊心的破坏在刹那间充了满眼，读者才猛然回头，发现前文那短短几行字里，到底积攒了多少深不见底的凄苦。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边城》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两个悲剧。
我本该更早一些想到这点的，因为在书中第一个经历亲情与爱情双重悲剧痛苦的并不是翠翠，而是傩送。
作为主角，翠翠经历的悲剧线索更加清晰，两份交缠的情感迎来两个悲剧，这两个悲剧又同样交叉融合在一起：如果没有爷爷尊重和关心翠翠的情节，亲情悲剧的结局就不会如此动人，而二人的亲情细节，则是在老人帮助孙女推动爱情进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反过来，由于误会产生的爱情悲剧，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促使老人郁郁而终，造成亲情悲剧的压力。
小说的最后，作者派出在前文并没有多少刻画的杨马兵，用他的善良呵护双重痛苦下的翠翠，稍稍化解了老船夫死后过于沉重的气氛，而顺顺决定将翠翠接回家等傩送回来的情节，又令湘西农人的淳朴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当然，要消去翠翠的悲伤，还是要等那和她经历过相同磨难的，唯一的人回来。
这个小说的结尾洋溢着如此动人的气息，使我不舍得，也不敢用自己的笨嘴拙舌来自作聪明，只好原封不动地录下原文，与君共赏：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