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梳理和反省, 提出中国视野和语境的学科认知, 以此为坐标展开对中国仪式传统的仪式音声研究 。

前言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对人类文化的研究, 追其根本实质是寻求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探究。学科理 论与方法却都始发于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关怀, 包括以“文化中音乐”为研究对象、属于“音乐学”研究领域的“民族音乐学” 。人们现今对民族音乐学所产生的疑问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关及学科认同。“音乐学”和 “人类学” 取向的分歧, 导致了学者对音乐体系与其 文化上下文语境、群体与个人、个案与宏观性比较、 共时与历时等双向关系的关注呈现失调的状况, 在 理论方法学上过多地依赖人类学 和其他社科学科, 平面横向的借用、套用、甚至滥用其他学科为各自不同的特定研究对象设置的理论架构。民族音乐学对处于“他者”文化、研 究自身音乐文化的本土学者们 , 是否是理所当然的 适用? 面对“他者” 文化的固有学术传统, 两者的关 系, 应该是取代的覆盖, 并置的共存, 还是取长补短 的融合? 在 21世纪的今天, 当世界各地的本土研究 已有可观的成果和积累, 当本土学者在数量上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多数时, 他们面对国际学界话语权的主张,是否合时合理? 本文聚焦于西方视野中的 学科认知及其对学科的反省，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为同一学科历史框架内的延续过程来概括 学科在西方发展的脉络。反省西方民族音乐学及其全球话语权的必然性时, 应该摆脱为西方学界做“传声筒”的被动心态, 积极考虑学科“本土化”的问题,使之更适合本土 “国情”, 为在中国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服务, 同时也在国际学界行使我们的话语权。

音乐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一.对“他者”音乐的研究: 学科在欧洲的构成

        17、18世纪冲击整个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运动”真正促进了欧洲对“他者”文化(包括音乐)的探究, 并推动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形成, 包括人类学和音乐历史的研究。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对“他者”音乐及文化的描述和历史编纂, 为其后学科的建立和体制化打下了基础。

       19 世纪末,欧洲对“他者”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 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整合的学科概念。Guido Adler 于1885 年创刊号中发表了《音乐学的范畴 、方法和目的》一文, 首次系统化了“音乐学”的学科构成、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 奠定了学科的基础, 成为之后在世界各地发展的范式。 

二.欧洲对“他者” 音乐的研究:世界音乐体系的宏观比较

         20世纪上半叶，比较音乐学对世界不同音乐体系的比较研究与当时人文社科学界的思潮和关注(尤其是人类学)并行。延续了 Adler的立体跨学科概 念, 在“音乐学”的定位中接纳了数学、物理学、植物 学、生理学、心理学、音响学、美学、人类学、民俗学、 社会学等学科作为辅助，音乐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料。

三.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学科在北美的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学界以“文化 中音乐” 为口号标志民族音乐学的北美特色, 以此作为界分其与欧洲“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传统之不同。在此思潮之下 ,民族音乐学“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拓展了对音乐的广义文化研究 。（民族音乐学在北美的发展是承接了欧洲 “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传统及其先创者建树的、结合本土经验和思潮的延伸。）

四.“音乐作为文化”：北美学界对学科取向的反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在北美的发展及其成果, 已使其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学界的学术流派。自20世纪80年代始, 不少学者对北美学科中人类学、音乐学取向分裂而出现的学科认同危机, 以及学界过于注重文化语境研究的现象, 表示忧虑和反省，并呼吁重新融合学科。

       20世纪60年代Merriam提出的“音乐的声音— 音乐的行为—音乐的概念” 三元理论框架对北美学界20世纪60至80年代间“文化中音乐”的研究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启发之下, Rice 以 Merriam 的模式作为起点, 将他的“音乐—行为—概念” 三元 框架置于学科对音乐研究的起始层次, 为此基础上 增补了历时和共时、个人和群体兼重的 “历史构成、 社会维护、个体应用”三个“人是如何制造音乐的”互动因素, 用于对“音乐”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 应用“,“行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应用“, 以及“概念”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应用”的三重考虑。同时，在方法学上, Rice 提出以 “分析程序——构成过程——音乐学目标——人文科学目标” 四个渐进的阶段来达到“音乐学”对“人”的“音 乐”的学科目标、以及人文社科学科对“人”的最终宏观研究目标。

五.民族音乐学在欧洲和其他地区 

        本小节将检视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学界在“文化中音乐”的大同共识之下对人类音乐研究的关注欧洲学界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 虽然因国家、地区的分别而有其不同的着重点, ( 1)延续 Adler提出的“音乐学”体制以及“音 乐学、比较音乐学”的欧洲传统,视民族音乐学为“音 乐学”的一个部分；( 2)较多关注本民族/国家音乐传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3)视对历史传承者的个人研究为“文化中音乐”之个人与群体互动的重要关键; ( 4)在理论方法学上着重实用性和应用性；( 5)在学术道德上关注对本国社会、教育的回报。

        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学发展相对较迟于欧美, 但一般情形类似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是较多的是本国学者对他们本民族/国家音乐的研究；二是本土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为本民族/国家的音乐传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以收集整理、分类归档、记谱分析、比较 断代、历史建构、保存维护为首要目的；三是在理论方法学上寻求实用性和应用性；四是关注学术研究对自己文化社会的回报。在亚洲, 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有较长书写历史传统的国家, 本土学者对自身音乐文化研究的取向大致都呈现双轨的现象：一是历史较长的本土学术传统, 如对音乐历史的研究；二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从西方引进的“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视野中的一个阐释

        不同学科或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文化中不同属性的研究对象, 虽然在研究指向和理 论方法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都出自同一假设：视“思想”为“行为”的深层动力或核心内涵, 认为由于行为的可观性, 研究者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对被研究者的行为进行观察和记录, 进而分析、描述、解释或理解行为所显示的思想内涵。

一.“文化中音乐”的“思想—行为” 

       民族音乐学是一个结合音乐本体结构和音乐上下文为方法手段的、对音乐的学术性研究。这些手段可以有不同的应变运用于不同的音乐,包括西方艺术音乐。学科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其起点和终点在于“音乐”。

       “思想—行为”的二合一思维将 “行为”分解为“过程”(音乐的社会化过程)和“产品” (音乐, 过程的结果)两个关联一体的行为互动层面, 视 “思想” 为行为过程和产品的深层动力或核心内涵, 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便是理解音乐在其文化生态环境中意义的关键, 是“文化中音乐” 的根本。

        “音乐”的“过程”和“产品” , 其“思想—行为”者 是“人” ———由“个人”与“群体”组成的“人”。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 研究者可以在音乐的“产品—社会化过程”以及“个人～群体”这两重两极变量的连续线上, 就具体对象与文化上下文之间的不同“远—近”关系, 在“产品—社会化过程”和 “个人～ 群体”的两对连续线上选取合适的切入点, 或是取“近” 音乐为产品切入, 从形态结构和风格的分析扩散至相关“过程”因素的考虑, 或是从较“近”音乐的社会化过程起始, 追踪该过程的“产品”结果 。在研究中肯定会需要跨越“音乐学”以外的其它人文社科学科的领域和专长，借鉴一些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理论、方法或经验作为辅助。但，辅助性的借鉴，不能使其喧宾夺主，失去学科的“音乐学”定位。

        如果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与其他人文社科不同的学科, 它对“文化中音乐”的关注, 必须一是要坚守学 科的“音乐学” 属性认同和承担, 把学科的特定研究 对象定位于 “音乐”, 由此鉴别与其他人文社科的不 同学科身份。二是视“音乐”为音乐“产品”及其“社会 化过程”的两个互相关联层面的一体；三是在理论和方法学上, 就“音乐学”的属性和“音乐”为研究对象；四是,音乐作为一个存在于感官和心理中的文化现象, 在试图获得对音乐接受者经验认知的同时，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 “说”音乐的难度。

       学科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 其行为的要素之一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思想——行为”的双向互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两者之间 “思想——行为”的“局外观”和“局内观”差距一直是学科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如何取得局内-局外的平衡,以拉近研究者 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差距, 使研究者在“近经验——远经验”之中得到某个程度的“近经验”体会，成了民族音乐学在实地考察，记谱分析和文化含意的解译等方面的关键。

二.“仪式中音声”的研究

        “仪式中音声”研究的两个前提: ( 1)我们所谓的“仪式” , 包括的是“近”“信仰”内涵的仪式以及“近”世俗的礼仪习俗两者；( 2)我们概念中的“音声”, 包括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的和听不到的、具特定意义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中的“音乐”。“信仰体系”概括了属“思想”范畴的“信仰”和属“行为”范畴的“仪式”。作为信仰体系的外向性行为, 仪式的演示自始至终在音声境域的覆盖中展现。信仰、仪式、音声是三合一的整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 “仪式中音声” 意义和内涵的关键, 也是我们研究的主导理论思维。仪式的“音声境域”内“听得到”的“音声”主要包括“器声”和“人声”两大类音声。“信仰─仪式─音声”为研究“仪式中音声”设定的是一个理论定位和角度。在此框架内, 我们用“近 —远”、“内—外” 、“定—活”这三个基本的两极变量思维作为方法学来解析和理解“仪式中音声”。

        “近—远”两极变量思维方法。我们把仪式中的所有音声都看作是仪式音声境域的有机组合,用“近—远”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 把仪式展现中的各种“人声”和“器声”以“近—远”音乐的两极变量思维视之, 以此寻求平衡这一表面看来似乎是局内、局外的观念矛盾。

       “内—外”两极变量思维方法。“内—外”指的是“局内—局外”的问题。我们对音声在仪式和信仰体系中角色和意义内涵的认识 必须先从“局内人”的视野着手, 之后续以分析比较的方法在 “内”、“外” 观之间取得平衡。

        “定 —活”两极变量思维方法。文化传统的演变 ,实质上是其本身组成结构之固定与非固定因素的相辅相成关系之运作过程。“定～活” 两极变量指的是固定和非固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