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音乐人类学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及其学科建设构想

        在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建构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促成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得以发展和深入。

        1.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学术思想和观念成 为学科建设的主导意识：萧友梅与王光祈这两位重要学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学理观念和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此。此后的发展情形和转型过程, 本质上也都是体现了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学术思想和观念成 为学科建设的主导意识。这是一个从民族感情及政治倾向走向科学研究及国际化理性思考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这个发展和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音乐人类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开启中国 学者的视野,更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变更带来 的学科范畴扩展、学术范式与方法的调整和完 善所形成的,这也是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

        2001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议题是“中国音乐研 究的理论、概念、方法与学科建设”。这一专题的讨论旨在对 20世纪自王光祁以来的中国几代音乐家以及海外音乐人类学学者在中国传统 音乐研究领域的不同阶段所遵循、采用的研究方法、观念、学术取向等进行多方位的探讨与总结,并展望中国音乐研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将会遇到的挑战。 

        总的来说，20世纪晚期受人文社会思潮和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呈现多元化和扩展态势,一批文化意识突出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研究形成的文化认知特征明显,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与深入的传统 实践结合更为紧密, 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音乐在不同层面上广泛深入研究的意义,以及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 

        2.学术人才和群体构成的学科建设的重要动力：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学术人才和群体是最重要的实施者和动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 具有较为典型的以学术群体性研究意义的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探讨。关于这个的文论大致可以分为：一,关于民歌色彩区与传统音乐文化区划分问题。二，关于色彩区划分在理论上的探讨。三，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思考。(2)冀中笙管乐研究：“冀中笙管乐”是河北地区的鼓吹乐。对于河北鼓吹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20世纪30年代,刘天华采录整理了第一本乐谱《安次吵子会乐谱》。学界对于“冀中笙管乐 ”的热情主要开始于薛艺兵、吴D对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屈家营是河北廊坊地区固安县的一个村庄,有两千人口, 是一个杂姓聚居的农业自然村。该村地处冀中平原,位于北京正南约 90公 里处,东去 90公里可达天津,西行 90公里可抵 保定。在这三大城市的中间地带,至今保存着一个未曾被挖掘的民间传统乐会———屈家营 “音乐会 ”。中国艺术 研究院音 乐研究所 从1986年春季起, 多次派人前往该会进行调查、 采访、录音、录像, 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3)乐户研究：另一个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研究领域是乐户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仅 一个“乐户”主题产生了近 20篇文论,这不仅体现了对于某一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是反映学界在研究内容和范畴上对于区域社会音 乐文化研究的重视。 (4)仪式音乐研究：“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设立于1993年,由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执教的曹本冶主持。在此计划的带动下,关于仪式音乐研究的成果远远不止这些。这批大量的研究成果不仅逐渐覆盖了整个 中国大陆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的地区和类型, 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仪式音乐研究的人才队伍。

        3.学术机构与学科建设的计划和机制：学术机构与学科建设的计划和机制，推动学术成熟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学术机构与学科建设的计划和机制成为了推动学术成熟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扩大和深入,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科建设及其学术机构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总结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 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 1)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学科建设构架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直接影响到该学术发展的进程。学科规划建设所具备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将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组成的基础构架: 即 1) 学术理念: 学科是对某一个研究领域、方法和宗旨的总体称谓。2)人才团队。3）机构、规划与运行方案。（2）研究院与“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运行机制打破了以往传统科研 机构的行政运行模式,在学科建设自主的理念 和机制的支撑下,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 着力培养青年学人和学者,以使学术传统薪火相传,学术水平不断提升。（3）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 为研究主题, 研究院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从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1)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建立国际交流和接轨平台; 2) 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自身理论和知识产权的建树; 3) 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区域性个案研究模式的尝试。“中心 ”倡导仪式音乐作为文化信仰与世界观的表达,对仪式音乐与其信仰、仪式 /文化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是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内核的关键, 由此将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即 1) 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和宏观比较研究; 2)中 国音乐学视野中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建构。 

        一批有志于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己任的学者,依托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学术传统, 以研究院和“中心”作为建立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 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一批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学科团队、优秀成果和建立全面 丰富的资料数据库, 努力对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四、 上海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实践及其思考

        1.城市音乐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相关理论：20世纪下半叶,音乐人类学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将音乐文化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 其中城市化问题就是音乐人类学的高度兴趣所在。20世纪末国外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研究领域和视角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涉及对城市中的所谓亚文化群体的音乐问题的思考；其二是对移民群体所带来的“离散”与全球化成为音乐人类学近年来的研究新趋势；其三,社会性别的音乐研究；其四,音乐作为商品所带来的影响。

        2.城市音乐研究作为中国音乐学界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的城市化发展, “全球化”意识中的城市音乐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都逐渐反映在中国城市生活之中。由此, 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研究在中国城市音乐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而形成了中国音乐学界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3.近年来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实践及其思考：中国城市音乐研究比较突出的领域是近年 来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音乐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上海音乐学院,特别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研究院的建设项目中,将“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作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建构的重要的内容进行实施。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 1)史料与名家文集的整理和挖掘；( 2)专题论著的出版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这些研究分类简述如下: 1）音乐媒体与大众音乐研究；2)音乐产业与消费研究；3)音乐传播方式及其作用研究；4)音乐场所的社会功能；5)社会性别的研究；6)城市“离散”音乐现象研究；7)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

        目前的研究很多基础工作只刚刚开始,从学理层面, 有几个方面的论题是我们进一步需要思考的。诸如: 1)我们如何借鉴 “新史 学”的方法,怎样通过音乐的小文化来透视整个城市的大历史,来探讨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和大历史对小文化的影响。2）由于音乐的声音和表演的特殊性,以往很多活动都没有完整记载, 即使有一些记录, 许多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我们在整理城市音乐志中遇 到的困难。3）上海的编年历史撰写。4）上海的音乐文化史将是一种什么学理结构的理论？5）我们将面对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冲突、问题和关系——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小传统与大传统。6）我们必须借鉴人类学的思路去进行历史田野的摸索,以历史学的方法来审阅现实田野和口述历史中的真 实,同时,也学习社会学的手段来统计和寻找历史轨迹和现实事件的模式。 7）试图建立 “乐人——机制 /环境 ——事乐”的学术研究模式,力图阐释音乐与其相关事项的关联, 认识和理解音 乐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特 殊作用和意义。 

结语：

        文章通过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的叙 述作为参照,分析和总结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 实践的历程,继之,通过对几个具有特征性的中 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群体性研究范例的论述, 特别梳理和解析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世纪之交 期间的转型过程及其特征和类型,提出了音乐 人类学在 21世纪中国的发展及其学科建设构 想,即思想观念始终是学术发展的主导,人才队伍是学术发展和开拓的动力,学术机构、学科规 划和运营机制是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保障;同时,也期待在研究领域的区域化趋势之中,上海 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性案例,加深和促进音乐人类学的 “中国实践”的深化和“中国经验”探索的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