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想告诉我们，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现代化的通讯方式改变了公共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商业亦或者其它公共领域的活动，都日渐以娱乐化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悄无声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结果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开始聊这本书之前，不得不提一下赫胥黎和奥威尔“反乌托邦式”的寓言，它们是这本书所支撑的论点来源。

奥威尔的观点：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憎恶的东西。政府通过压制来阻止人们获取信息。赫胥黎的观点：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提出，毁掉我们的是我们热爱的东西，他担心我们的文化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奥威尔的观念更多的源于极权统治下，对于下层悲苦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反应的大背景。赫胥黎则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电视文化在美国全面流行的反思。接下来，我们顺着思路来梳理一下吧。

印刷机时代，话语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同时，印刷术赋予了智力一个新的定义，它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具有严肃、有序和富有逻辑性的公共话语，而18-19世纪的欧美正好处在理性时代与印刷文化并存的时期。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因为印刷技术的广泛普及，这里的演讲厅以及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由此带来高度而又广泛的文化普及率，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印刷品是人们生活里的唯一消遣。公众事物都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这种形式也就日益成为所有话语模式的衡量标准。

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叫作“阐述时代”，其主要表现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可随着印刷术的退却，电视占据文化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某种危险的退步。虽然电视削弱了理想话语，可它在情感方面传达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揭示了一条真理：

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也不是绝对的。

随着电视和电报这类新兴媒介来势汹汹，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传统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为什么呢？

电报、电视机使得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即信息的价值不在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施行中所起的作用，而在于其是否新奇。此时的电报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电报所改变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的无用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行动”比，成了“现在处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信息”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矛盾，每天能够接受到很多信息，可依旧很难做出改变，因为这些信息的展现是缺乏语境的，不一定适用我们。虽然文字很难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却可以形成一个语境，让人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铅字时代，人们了解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世界里，整个世界都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以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人们也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电视带来的多半是让人难以改变的伪语境，能够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它不能给提供行动的方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唯一用处就是娱乐功能。

在电视剧主掌话语的时代，娱乐和非娱乐的事业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公众人物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电视作为新兴传播媒介，早已经模糊了娱乐和新闻严肃性之间的界限，对于主持人外貌的要求，对于视听效果的追求。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的时候，它不可避免的就起到了蒙蔽的作用。

电视在当时，虽然已经成为了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可也在一步步的毁灭已经建构好的政治话语体系。美国任何竞选者都需要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们设计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

电视机带来了形象政治，那些政治新秀将自己塑造成观众期待的形象，从而舍弃了舍弃了部分真实可信的内容。

虽然书中针对的是电视媒介，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新媒体迭代加速的今天，波兹慢的这番论述依旧可以值得推敲和反思。也许“娱乐至死”是危言耸听，但至少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警示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