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四季书评

但凡要谈红学之人，大概都会引一句“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或有“开谈不说《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1]此书问世近三个世纪，闲谈百年，吵嚷百年。汇总望去，闹哄哄良莠不齐，然而今日许多视之理所当然之事，亦是经历数十或数百年的钻研考证方得共识。

“红学”二字若是成立，那么论及红学研究之史，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可谓经典之作。余英时用库恩(Thomas S. Kuhn)“学术观点史”的路径来探讨红学研究史，提出了红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典范”(paradigm)与“危机”(crisis)。典范者，广义而言是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技术与价值，而狭义而言是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库恩列举了科学史中的典范与危机——如哥白尼的天文学对当时“天经地义、无从质疑”之地心说前提带来的挑战——一种每个时代所共有的假定或前提，以至当世之人无法与其脱离去进行思考或研究[2]。以上总结固然仅仅是一言概之的简单处理，而这样的路径亦适用于文学研究。但举简单一例：如今我们大概不会反对将《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来处理，艺术创作与作者身世写实之融合，表达其“大旨谈情”或是某种“假语存焉”；而在红学史上，作为一本小说的《红楼梦》，被当作一部小说来对待的待遇却是历时不长。

新红学之“破”旧红学

是书不仅题名极多，且无论是哪一派红学，对其主旨的主张亦极多。乾隆读罢红楼，认为此书乃“纳兰明珠家事也”。到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成为索隐派之顶峰。索隐之法，或将类似的人物事件对应（如凤姐赠刘姥姥二十两银子与八两银子对应汤斌生平），或作人物姓名之关联（如板儿是一个铜板、青儿为一捆韭菜）。

乾隆及其余清朝文人大士多以此书为明珠、傅恒、和绅家事，或是顺治、董鄂妃传奇等，而至二十世纪起蔡元培等学者的索隐，又呈现出兴起的民族主义思维“典范”中，故而多以扬汉贬满、反清复明为其主旨。索隐派采用大量的“猜谜法”，对于作者身世多以为不可考。直至胡适因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考证出曹雪芹为红楼作者，并有脂砚斋这一与作者关系不同寻常的批书人不时透露八十回后结局，证实世传一百二十回本小说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且作者早已写完红楼全书——至少在甲戌年（约曹雪芹逝世前十年），红楼一书早已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且得脂砚斋的“重评”而流传。这一发现不仅揭开百二十回伪本的真相，亦打破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学说，索隐之典范陷入危机，就此开创了“新红学”。正如俞平伯所说，索隐派是从“虚”入手[3]，那么注重材料考证的新红学以“实”力打破旧红学亦不足为奇了。

胡适对于红楼一书颇为不屑[4]，然而四|九年离开大陆之时，痛舍几万册藏书，唯独带走两部，其中之一便是甲戌本红楼。胡适“打败”以自己的校长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之后，周汝昌以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1953年）又将新红学推上巅峰。1948年，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书生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此珍贵无比的《甲戌本》，并且先斩后奏影印了副本；胡适先生亦慷慨表示，周汝昌可自留存副本，以便研究，不必给他；胡适后人亦主动将甲戌原本赠予上海博物馆。新红学的中心即是“自传说”；甲戌本重要性传世之后，其余各个脂本亦浮出水面，相继被考证；周汝昌亦花费数年，遍查康、雍、乾三世之史料，又寻得曹寅（曹雪芹祖父）、敦诚与敦敏兄弟（曹雪芹挚友）留下的诗集著作等珍贵材料。考证派自传说认为，红楼一书讲的便是曹雪芹家事；考证派引用大量外证史料，将小说与现实对应起来，一时间占据主流，为大众所接受。

自传说之所以受者甚众，正因其外证材料之实，比起索隐之猜谜更令人信服。如考证曹寅为康熙发小，后任江宁织造，此与红楼金陵旧梦相合；康熙六次南巡，曾四次住在曹寅家中，正是贾琏乳母赵嬷嬷口中所言的“甄家”接驾四次[5]；又如曹寅至交李煦（苏州织造）有二子李鼎、李鼐，与书中史湘云叔父史鼐、史鼎相合，且李煦之妹为曹寅正妻，正合贾母（史家）在贾家身份。为了寻找书中人物、事件与历史人物、事件关系，红学家大量考证雪芹亲友史料，查考作者身份。

然而自传说令人尴尬的是，由于敦诚“四十年华付杳冥”一诗与曹雪芹死于壬午或癸未年表明，曹雪芹不可能赶上曹寅的繁华“好时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或有人将曹雪芹的年龄放大至五十岁（即便如此，雪芹经历好日子亦不过大概五岁为止），或有曹家“中兴说”（周汝昌、邓遂夫）等，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外证史料考查成为了红学研究的主要手段，红学演变为曹学；周汝昌在其《红楼梦新证》中，特编排红学年份与历史年份对应表。对《红楼梦》一书的文学性、艺术研究倒是退居其次了。 

尴尬的红学中兴期

二十世纪初，索隐派与考证派之争以后者的胜利而开启了新红学的篇章。仿考证派的曹家“中兴”一说，我给其后六七十年代开始再次颇为热闹的红学讨论起名为尴尬的红学“中兴”期。之所以“兴”，是继周汝昌《新证》划时代之作之后，伴随着《废艺斋文集》、曹雪芹香山故居、南京靖应鲲脂本等新的材料发现，考证派成果不断进阶；之所以“尴尬”，是因这一时期的大陆处于你懂我懂的时期，所有的红学文章不得不先自封“唯物主义科学观”态度，进而探讨红学；又兴起阶级斗争论为正统，红了一批毫无见识的“阶级论红学家”；又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北京“张永海老人”骗局[6]、南京靖藏本出现继而消失，以及后来俞平伯临终前作不知真伪的“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之语等。

不管怎样，其后数十年的大陆、港台及海外都呈现出红学讨论之热[7]。曹学之中，有关于曹雪芹本人的、关于曹寅的，亦有关于脂砚斋的脂学的；又有关于脂本的版本考证学，按着这些抄本不同的脂批、字体、用词等，或考曹家事，或作抄本探源，或有校本之争。随着《废艺斋文集》与疑似曹雪芹故居的发现，学者对此真伪亦是争论不休，对雪芹其人亦有了更深的了解，甚至考证曹雪芹临终前娶的新妇“芳卿”家世，及其与脂砚斋、史湘云的关系等……直至八九十年代，又有所谓“官方”红学阵营与“草根”红学家之争。邓遂夫凭一己之力所校订的《甲戌本》、《庚辰本》等可谓收藏珍品，其因不满官方红学界之骄横，“愤而退出红学界”，自命为“草根红学”；其虽与周汝昌的观点有“水火不容”之处（如脂砚斋和畸笏叟身份），大致从周学一脉相承，如认为脂砚斋为史湘云原型，乃曹雪芹落魄后偶然相遇、再度结合的李家表妹（李煦孙辈），又以曹学为根基等等。到二十一世纪，刘心武在《百家讲坛》成名，一时受到大众追捧；刘心武将周汝昌的曹学发展至更深（或者说更为隐晦）的“秦学”——即认为死于红楼十三回的秦可卿乃全书关键，即为康熙废太子胤礽之私生女，为贾（曹）家兴衰总脉（其实这也基本出于周汝昌考证）。其时，周汝昌的红学著作、校本皆因时代问题而绝版不见于世，刘心武以百家讲坛为平台，用通俗的语言系统性地把周汝昌的考证进行了生动演讲，以“宫廷秘史”为主线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眼球。几年之间，大量红学书籍出版，所幸的是考证派大师周汝昌昔日绝版之作亦得以以简体版重见天日。 

红学“新典范”

余英时先生在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指出，新红学自传说的典范一直不断受到三种挑战，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种挑战是新索隐派的复活；新索隐派固然不似旧索隐派那样，牵强附会地将书中的人、物、事一一影射于历史，却依然执着地坚持某种贯穿前后的投射，如紫军、霍国玲宣称的曹雪芹与李香玉（雍正的香玉皇后）毒杀雍正的政治小说。余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挑战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论作为特定政治时期的产物本不足多费唇舌，然而其对自传说的态度又是两面矛盾的。一方面，大陆需要反胡适，另一方面，阶级论又承认曹雪芹是红楼作者——这是胡适的考证结果。新中国政治正确的红学对于百二十回的后四十回观点亦态度暧昧，既需要痛斥胡适将红楼一书“缩减”为曹家个人兴衰，又需要现存的程高四十回作完整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作者的历史局限性等说辞，也许这也解释了俞平伯晚年忽然又“痛悔”自己分割八十回前后、承认程高本的怪异传言。余英时认为，说到底，阶级斗争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论对红楼梦借题发挥式的延伸，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探讨。第三种挑战，也就是余英时所定义的红学“新典范”——即重新将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小说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说来怪异，似乎没有人否认红楼是一部小说，然而红学史上将之当作一部小说对待的痕迹却很轻。在具体讨论“新典范”之前，仍需再说几句考证派自传说的局限性。

自传说发挥至刘心武所谓的“秦学”已至强弩之末。自传说过于依赖外证，必以外证为论据将小说与历史一一对应，实则与靠猜谜而对应二者的索隐派陷入同一套路。史料不断被发现之时，自传说繁花似锦，而新证荒芜之时，便现乏力。外证作为小说背景的附属品成为小说探讨的主体，在周老等红学家们细心搜罗几十年后，必亦越来越枯干，甚至走向极端。例如周汝昌晚年的作品——他过于喜爱自己的考证结果，如脂砚斋即为史湘云原型，是李煦之孙女辈，与曹雪芹“燕市哭歌悲遇合”之后在其身边陪伴写书、批阅红楼；周汝昌认为，“木石姻缘”之“木”并非指林黛玉，而是指这位姓“李”的表妹——木石姻缘原是宝湘而非宝黛，甚言黛玉“原是还错了眼泪”，应是还泪于甄宝玉。重外证而轻书，得出这样的结论亦见怪不怪了。

故而，“新典范”所呈现的，可能是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强调艺术构造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说来简单，竟觉历史荒谬；然而焉知不是自己荒谬呢？新典范依托于考证结果——如抄本所明确表示的曹雪芹作者身份，如脂批所透露的原本真貌——真事欲显，假事将尽，二者自然切换，不似索隐派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的僵硬，亦不似将外证与小说本身主从关系颠倒的考证派。事实上，王国维早有《红楼梦评论》作文学探讨，惜受材料之所限，其文皆基于百二十回程高本，因此随着考证派自传说占据上风而被湮没。余英时认为，俞平伯可谓撒下新典范种子的第一人，我倒认为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作方为“新典范”之先河。

小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无论是脂批的透露，或是八十回现存之文的架构，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对通篇架构的把握是成竹在胸、前后呼应的。雪芹通过人物、建筑、戏文、节期、情节等建构起脂砚斋称为“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脉络。人物者，如刘姥姥、小红、蒋玉函等明写，亦有茜雪、卫若兰、忠顺王、甄宝玉等暗写，各自为关键情节作其伏笔；建筑者，如上文所述，大观园与两府建造，一丝不乱，甚有章法，且与人物、情节大有关联；又以戏文《牡丹亭》、《长生殿》等伏其后大文，其余更有元宵、芒种、中秋等节期，或是花草、玉器等，不置闲笔，各有深意，遥相呼应，可谓“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一文，从多个维度来写两个世界的对照，亦即脂砚斋不断提醒读者要对照相看的“正反两面”。

《两个世界》所呈现的大观园内外，并不简单以理想与现实作单薄的区分。余英时以“情与淫”和“石兄处挂号[8]”为两条区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之界线。情淫对比者，一则肮脏风尘，以皮肤淫乐为要，一则是按“情榜”结案的“净土”。即荣府宁府为淫，大观园为情。其实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本是相互依存的；东府——那个除了石狮子就没有干净之物的地方——才是大观园里最干净的“水”的源头，而水汇总到怡红院又流出去了。余英时点出甲戌本与庚辰本皆有的脂批：“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为妙。”——可见，红楼梦里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肮脏的现实世界之上。干净的总是要回到肮脏的地方去。并且，大观园的净土并不是说大观园的世界就是美好无碍的所在，事实上雪芹从不掩饰对园子里与家族血亲之间险恶的描写。另一条界线是“与石兄挂号”的——与宝玉有各样知己、亲情、友情、爱情关系的“干净”的女子，又是另一个世界。例如凤姐本属于园子外的，做事犀利狠毒，不仅贪财牟利，更是不惜谋害人命，但她却又是宝玉和黛玉为数不多的知己，作者对她是同情多于讽刺。李纨是园子内的，是贾宝玉的亲嫂子，本人又是某种“菩萨心肠”的道德楷模，但是作者手笔显然对其讽刺多于同情，除红楼判词外，从宝玉的态度亦可知——宝玉认为“稻香村”强存于朱楼绮户、扭捏造作出农家清幽之气，实为“非天然”，感到厌烦，真是“不及有凤来仪多了”（亦影射宝钗）。

余英时在文末对比了红楼梦两个世界的干净与肮脏，反差强烈，最后却总归一处。如妙玉为人，最有洁癖，甚至见刘姥姥饮过成窑杯便弃之不用；而从红楼判曲可知，这样一个力求干净之人最后却落入风尘肮脏。同一天，只爱未出嫁干净女子、嫌弃嫁了汉子之鱼眼睛的怡红公子，卧塌却被刘姥姥一番酒后酣睡弄得“酒屁臭气”。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书里两个本是娇生惯养的女子——晴雯与尤二姐，一个是才透出嫩剑的兰花，一个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最后却都被当作痨病，“草草一烧了事”。雪芹笔墨从不缺乏艺术构造之美如死之坚强，亦不吝惜现实如阴间之残忍。

只是余英时此文说，大观园与太虚幻境之关联，即同为宝玉心满意足、不忍离去的乌托邦世界，是我所不能认同的。说到底，这两个世界诚然假托“虚”与“实”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然而红楼所说的正是这个理想世界的幻灭。理想世界的幻灭并不是外因而是内因；否则，若只是因为园子里的女孩子长大了需要嫁人，宝玉年纪长了需要进入仕途，抑或是贾府遭了祸被抄了家，从而理想世界幻灭了，那么这也只能是一个通俗而无奈、讲述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石头记要表达的是完全而彻底的绝望。不是干净的建造于肮脏的之上，干净的迟早又流回肮脏之中；而是说，所谓的园子内理想世界其实与外面的世界同出一源，如饮一水。事实上，肮脏的依然肮脏，干净的也是肮脏。理想世界的坍塌是内在的坍塌，而非外在的冲击。

宝玉第一次萌发看空一切之意，正是大观园繁花似锦之时，只因听了薛宝钗讲解的戏文，又因林黛玉与史湘云怄了气，便生出了幻灭感[9]。事实上，这个园子里的纷争、嫉妒、权谋，甚至荒淫，不仅是众仆皆知，也是公子、小姐们都知道的，从来也不会是宝玉“理想世界”的所在，不过是“和姐妹们混一日是一日”。第一次“遁空”自然是小孩子气靠不住，但是雪芹藉着宝玉多次做和尚的“玩笑话”暗示，幻灭来自内心而非外力。从五十八回可知，宝玉（或者说雪芹）对“殉情”之事并不赞成，他所赞许的“大理”不是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而是当作什么便是什么（例如续弦），只是不要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从前文与脂批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黛玉之死对于宝玉的打击是巨大的，宝玉很有可能是出家做和尚去了；然而脂批暗示又说宝玉是出了两次家，且有过“二次的悬崖撒手”，并且第二次的撒手是在娶宝钗为妻、麝月为妾之时。脂批与红楼判曲告诉我们，二人婚后是齐眉举案的，然而因着宝玉“终不忘世外仙殊寂寞林”，只能是空对着山中大士晶莹雪，到底意难平；不仅如此，二人常常谈论昔日园中往事，尤其是与黛玉有关的回忆。若是如此，其实宝玉是完全能够顺水推舟地继续“混一日是一日”的。然而他却撒手了——这撒手表明其主动性，而非由于宫廷政变、家族变故等外力——当然，后者所引发的大厦倾倒、树倒猢狲散亦必会是八十回后的重大手笔。

因此，雪芹所刻画的绝望与倾覆，是内外双重的，是彻底的毁灭。这是一个由内而外彻底的悲剧，而非仅仅是世事无常、人生无奈的变故，不是一场天有不测风云的惨剧。两个看似有着鲜明反差的世界其实同为一个世界。那一脉水源来自宁府会芳之肮脏所在，绕着大观园又归至怡红院，重新流出去，竟没有净土，亦无干净去处，世界所有的只是肮脏。故而他两次出家，出而又出，无路可出，无处可去，真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注释

[1]嘉庆二十二年《京都竹枝词》“时尚门”：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原注：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是枉然。“缺典正糊涂”出自同治年间竹枝词。详参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注释一。

[2]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3]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4]周汝昌

[5]其后曹寅自病重至去世，康熙对曹家之关切照拂亦不同寻常，亲自令驿马星夜赐药，奈何药未到，曹寅已逝。按例织造一职不能世袭，曹家原因回京，但为使曹家在金陵根基不受损，又特许其子继织造一职，留在金陵；不幸曹寅之子数年后过世，康熙仍不忍使曹家根基受损，又令曹寅之侄过继曹寅一脉，仍袭其职。曹家因接驾四次，银钱亏空巨大，康熙亦知，故令曹家世交李煦一家为巡盐史，代曹家填补亏空。——参曹家与康、雍奏折。

[6]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注三十

[7]《四海红楼》，收录香港《明报月刊》四十年海内外红学讨论

[8]庚辰本四十六回批语

[9]红楼梦二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