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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获得了2020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榜首。

这是一个女杀人犯的故事。一个叫余佩华的女人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七年，成为了监狱里的头号模范犯人。这个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悬念的谜底一直贯穿了阅读体验的全过程。

可是，当我读完全文，击中我的已然不是她的动机，也不是26年前的真相，反而是其他。比如，人性幽暗的底线是什么；隐忍的触发点被突破是什么后果；面对一句话就总结完的故事核，作者如何来实现小说卓越的感染力呢？

01  时间标题的艺术效果

这是以时间作为标题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这样的标题很容易引人遐想连篇。

回顾既往以时间为标题的小说名著，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无不生动展示了小说中时间的艺术。时间在小说里，或精确地停滞，或灵活地跳跃，或对比，或象征，或渲染气氛，或酝酿冲突，无一不是通过强化时间感来触发联想，提升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而艾伟先生这篇以时间来命名的小说同样如此。“最后一天”，是离开监狱的一个重要节点。“另外的某一天”，是得知黄童童死亡，触发余佩华狰狞面目重现的时刻；也许还暗喻26年前余佩华杀死叔叔的那个时刻。二者对余佩华来说，具有共同的引爆点。让克制隐忍了二十多年的余佩华不再驯服隐忍。

02  人物塑造的深刻鲜活

余佩华的人物塑造，无疑是相当出色的，足以让人忘记探寻女人身负罪案的动机与细节。

她是惯于沉默的，语言和情绪在监狱里都是多余的。

当余佩华刑满释放，直到出狱前最后一天，她都没有告诉人，因为这种消息会让别人绝望。不说出来就好多了。在这儿话越少越好，情绪波动越少越好，否则会麻烦。俞佩华没有主动提这事。一切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和黄童童交流劳作甚至用手语。

狱警方敏记得，当把母亲亡故的消息告诉俞佩华时，俞佩华也是沉默的，她并没有停止手中的活，好长时间没有抬头。电焊条冒着青烟，方敏担心俞佩华把焊枪刺入她的手心。

她是善于隐忍的。

方敏作为俞佩华的管教，和她相处了十七年，俞佩华在那里的行为堪称楷模，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如此严酷地对待自己，不允许自己出一丝一毫的差错，这种意志力无人能及。

当法庭上的法官审问余佩华杀人动机，她隐忍不答。在每一次的思过教育时，她发言全是判决书上的判词，她坚决要把动机埋在历史的尘灰里，这一点绝没有通过改造而改变的迹象。

她永远不会说出真正动机，她也绝不会把自己的痛苦、耻辱、愤怒等一切情绪拿来供人品咂。她沉默如海底的深流，她的力量蛰伏如北极底下的可燃冰，在他人不可预知的触发点就被引爆。

她是信守承诺的。

余佩华答应要送黄童童一个她们自己做出来的洋娃娃。她出狱后没有食言，即使那个娃娃卖到一千两百元的高价，她还是守诺买下来请方敏带给黄童童。

余佩华也许内心把黄童童当成了另一个自己，或者当成戏里戏外似真似幻的哑巴妹妹。

母亲去世了，或许余佩华的不堪过往也一起被埋葬了。如果黄童童改造顺利能在17年后出狱，那么余佩华在26年前的残缺自我或许可以得到痊愈。如果黄童童死了，余佩华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永久死去。

为黄童童兑现承诺，实际上也是她在修复自我。

她是可被引爆的。

余佩华17年的牢狱生活优秀到堪称楷模，监狱生活的规范已经刻入她的骨髓。连看戏剧，都像端坐着听一堂思罪课，出狱后叠被子都必须折出棱角。母亲的死讯也没能让她停下手里的焊刀。她似乎已经被改造成完美标准的劳改释放犯。

在小说营造的戏中戏，案中案里，编剧陈和平以余佩华故事为样本写成了《带阁楼的房子》。当戏剧中演到，阁楼上盒子里的骨头如利剑，九年来一直垂在她的头顶。试想想，有多少暗夜的罪恶折磨已经入心入骨，她却不敢暴露分毫。连受过狱警职业磨练多年的方敏都为此留下了眼泪，观众情绪也激动如潮，可是余佩华本人却依然无动于衷。

编剧陈和平几乎就是余佩华的反衬。他自以为儒雅敏锐，编剧时囊括千万人的跌宕人生，但是，剧本毕竟是编的，演员毕竟是演的，都是假装的，与真人毫无关系，与真实人生也毫无关系，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打动不了原型。余佩华平静看着戏剧中不像自己的“自己”，很快索然无味，直打哈欠。

十七年狱中的严苛自律，坚韧的心志，余佩华丝毫不被无关因素动摇。但如果以为她是一泓死水，那就彻底错了，她是座没有被触发的海底活火山。

除了黄童童，她如古井般的情绪从不波动。她在狱中从不违抗方敏的话，却在出狱前最后一天为了黄童童违抗方敏，要求继续去厂里工作。

在得知黄童童死亡的那一刻，余佩华终于露出来狰狞的表情，方敏也终于理解了26年前她的所作所为。

黄童童就是余佩华一部分过去的影子，黄童童的命运有她千丝万缕的情绪投射，黄童童身上有她不能被触碰的底线。黄童童死了，她的人性中某种东西也被带走了，她被驯服的成果也被打碎了。

黄童童就是引爆余佩华的导火索。

小说对主要人物余佩华的塑造，既写出了鲜活的人物个性；同时又挖掘出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骨子里无法剔除的野性，或不可驯服的叛逆性。

03  洋娃娃的主要意象

小说里关于洋娃娃的象征意义是丰富的。

黄童童的长相漂亮，就像美丽的洋娃娃，可以令贪婪欲念蠢蠢欲动。洋娃娃不会说话，就像黄童童是哑巴一样，被欺负也讲不出委屈。

余佩华始终平静不变的表情，就如同带上一幅被规训成功的面具，很难不投射到洋娃娃甜美可人却一成不变的塑胶假脸。

又比如在监狱制作洋娃娃，安装眼睛时的描写：

眼睛是最后一道工序。洋娃娃没放上眼睛时，会呈现出骇人的表情。俞佩华想起黄童童刚来那会儿也是这个样子，目光里的恐惧深不见底，就像一只没装上眼睛的洋娃娃。

没有眼睛的洋娃娃，是黄童童入狱前恐怖经历的隐喻，又何尝不是余佩华闭口不提的既往噩梦的象征呢？但是作者高明之处，并不是事无巨细地絮絮叨叨余佩华的凶杀案细节，而是往往在不经意中，慢慢地泄露一点点隐秘的情绪。比如，监狱集中唱歌时她们脑子一片空白。她们不让自己想事。每个人背后都挂着一个长长的暗影。又比如，路过的中年男人让余佩华陪夜，她暗喜，却自知无法向另外一个人敞开。因为很多时候她更希望自己成为空气，别人看不到她。这是噩梦遗留的创伤，是想把真实自我隐藏在面具后的心理防御反应。

就连俞佩华等犯人在狱中数十年如一日制作成千上万洋娃娃这件事，此时也有了极强的象征意味：制造人，制造完美的统一标准的新人。

洋娃娃，是没有鲜活生命的、千篇一律的假人。它没有意志、没有自由、任由安装和拆分，最后符合生产线标准才能出厂。洋娃娃制成之后，摆在哪里、如何包装、标价几何都不是它自己所能决定。且无论编剧和卖家如何编造它的出身，却在余佩华闻起来，都带着自己和黄童童的气味，或者说带着监狱的气息。

洋娃娃作为小说主要意象的艺术表现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小说中其他意象也很出色，都是融入场景描写，信笔拈来，却又天衣无缝地存在，完全没有一丝生硬矫饰的痕迹。

04  结局设置的出人意表

戏剧散场后，余佩华从方敏的反应里意识到黄童童已经死亡。

俞佩华突然面色变得狰狞，她几乎是喊出了声，告诉我，她在哪里？方敏吃了一惊。

余佩华终于爆发了。

作者致力于挖掘人性的最后底线，挖掘她隐忍至深的爆发点究竟在哪里？

在监狱17年生活中，暗地里不可能没有霸凌，余佩华能完美隐忍17年，严苛地保护了自己不犯一丁点错误。但是黄童童死了，她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因为她的底线被打破了，这一事件在客观上打破了她重生的希望，原本黄童童可能是她精神创伤愈合，以及从罪孽深渊新生的一个机会，但是都在此刻破灭了。

在出狱前“最后一天”，当编剧陈和平和她握手时，她的手还是暖的，不是冷血杀人犯的手，也暗示她的心是暖的。在监视器里看到她和黄童童手语互动时，陈和平认为她是母爱外溢的。这一切都暗示余佩华是有机会在精神心理上获得新生的，有机会治愈创伤心理，有机会脱离犯罪沼泽。

但是，在这个“另外的某一天”，得知黄童童的意外死亡时，她爆发了。方敏看到她狰狞的表情，理解了她的触发点，然而方敏能理解余佩华后续的人生走向吗？

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写道：

最后，方敏和陈和平对视了一下，陈和平看上去像白痴一样不明所以，同刚才台上谢幕时判若两人。

生活本身也像白痴一样不明所以，同高高在上摆弄人的命运时判若两人。

小说在此处结尾，戛然而止。但拷问并没有停止：如果时间继续推演，在黄童童死亡事件的触发下，余佩华还有愈合或者新生的机会吗？旧时期犯罪的的余佩华，与劳改后新生的余佩华会融合还是分裂？是隐忍中凋亡还是毁灭性爆炸？结局又留下新的悬疑，引人深思，并唏嘘不已。

附:《收获》授奖词

艾伟的目光在这篇小说中显得异常聚焦，他将焦点完全汇集到一个女杀人犯的身上——这个女人在监狱待了十七年，在这十七年里，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成为监狱里的头号模范犯人。小说试图窥探这个女人谜一样的人生，却发现终究所得有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小说设置了戏中戏，一部以此女人为原型的戏剧在舞台上演，作为原型的女人坐在观众席里冷若冰霜。这是作家和他作品中人物的角力，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这篇小说带有“元小说”的气质，因此小说有两个文本面向，在表层文本里，女犯人的故事以悬疑剧的方式勾起了读者足够多的好奇心；在深层文本里，这是一个关于作家无法驯服其作品人物的故事，它暗示了艺术的高度和限度。而在最后，小说似乎和所有人都开了一个玩笑：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想知道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最混蛋又最坚固的逻辑。（杨庆祥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