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追溯历史本身，有一个造成内伤的因素，即是清朝后方兵源的补给。从申请调兵到皇帝下达命令，再由部分省份组织派往战场，所耗时间十几天到几个月不等。信息传达的不便、媒介技术的缺席，都成了清军战败的重要因素。

而在今天，国家、社会到个人传递信息都不再是驿站传递，军政要情、社会热点、甚至突发事件都可以立刻为世界知晓并于相关主体作出及时反应，这都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家书抵万金”的岁月在电子技术时代里逐渐消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进行交流。媒介延伸了人类的器官，人类通过看直播、打电话、视频等同步现场、感知现场。媒介技术缩小了人在空间获取知识的差距，过去由世家大族垄断知识的局面亦渐改变，知识获取途径多样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为此欢呼，但另一方面，技术呈现出更多征服人类亦或是人类本身利用技术征服人类的瞬间。

电影的诞生，不仅作为光影记录的戏剧，还作为视听版的长篇小说，使人们的心灵得以空前的解放。在观影的设置还是隐藏起摄像机的行为来说，给观众指认这场他们未曾经历的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的缺席提供了机会，是人的自我认同。光影幻想唤起的狂热爱恋，使得观众“和真理隔三层”，爱屋及乌，爱好有关这部电影的相关衍生物。甚至，电影使得观众被动的接受已经成型的画面。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可以将里面的角色——她的容貌、性格、神态、细微的肢体动作进行想象，甚至读者可以想象自己为其中的角色。一旦电视、电影中的人物固定成型，尤其经典的演绎之后，我们便深深地予以认可。以至于有人说“天堂有了陈晓旭，世间再无林黛玉。”另外，电影仿佛是一个人获得心灵教育的媒介依托，但却从未唤起人真正的自省。却在另一层面为观众提供了“看”的画面，演员不能直视镜头，只能作为被看的对象，观众作为看的主体，以此获得窥视的体验。《巴里林登》的一生便在观众的凝视中完结。

诚然，在电影成为一种“欺骗的艺术”时，电视机也在相当程度上蒙蔽了人的眼睛，麻痹人的思考及行为。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作者曾指出“电视节目、节目提示，还有新闻播音员之间的互动，都是要制造一种兴奋的情绪和紧张局势有待解决的的气氛。‘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经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37秒’ ”。有时，商业广告与监狱的绝望新闻相继播出，播音员与观众却都对此无动于衷。其制作舍去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也不要求你专心致志，就只像一幅幅画卷一样，看完这个再接着下一个。“沙发土豆”便由此而来，指那些什么都不干，一天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着土豆一边乐此不疲地看电视的人。长此以往，人极易导致肥胖症和心理疾病、电视孤独症等。同时，电视使得儿童与成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商业广告尽早干涉儿童的生活，其行为、表演都越来越类似于成年人，他们本该享受童年的时光中，现在却要体验成人的世界。这种现象已见怪不怪，人们已经不再对童年和儿童的界限进行反思，获得最大的利益便是极大的成功，

在手机成功取代电脑成为“通情达理”的手中物时，人们成了时间的争分夺秒者，贪婪地获取着一切的同时又筛选着最有用的信息。人成为屏恋物的同时，建立了单向的信任。对于家庭、婚姻、传承原来必须经历的状态提出了质疑。媒介技术的大幅利用、经济的发展、信息无孔不入，包围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年往往能更好地适应，家里过去的老人的权威逐渐降低，对资源、信息掌握地不对等直接造成了对话的冲突。“年长者连同他们承载的传统文化被年轻人抛弃了，另一边是只知道长辈构建文化秩序的错误性。”以至于在电影《老炮儿》里，晓波认为自己的父亲只是一天在胡同里瞎转、打架的流氓，忽视了父亲对于传统中正义的追寻。

技术令我们痴迷，又令我们惶恐。在科幻电影绽放荧幕的时候，恰是证明技术手段又带领我们进入另一迷雾。著名电影评论家戴锦华在访谈里曾提及“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场景：不是政治而是技术独裁在统治世界。地铁让我们的时间跟着它的运营时间定义行程，电梯规范组织者人流，有个台湾学者统计过，他每天上下班要被几百个摄像头拍摄，这已经远超小说家对任何警察国家的想象。”未来，如果人类仍不自知被技术安排的“宿命”，仍沉迷于技术的独裁中，那么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将变得毫无生机，人与人之间淡漠了交往，历史的横切面将成为思想最贫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