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 蔡仲
作者简介：刘鹏，蔡仲，南京大学哲学系。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7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哲学研究》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116-122 页
关键词： 科学进步/ 巴什拉/ 康吉莱姆/ 拉图尔/

摘要：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进路，使进步性问题成为其核心关注点。面对迪昂、勒鲁瓦等对科学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挑战，巴什拉建立了一种断裂式的理性主义进步观，确立了当代法国科学哲学的方向；康吉莱姆“更新”了巴什拉的历史认识论，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向概念，在认可“断裂”的同时，承认科学史的“继承性”，弱化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拉图尔作为法国传统与英美传统的交汇点，以本体论的方式复兴了连续性立场，并将对科学进步的考察拓展到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法国科学哲学对进步性问题的独特处理方式，规避了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

进步性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分析进路的科学哲学基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二分，一方面将进步性与合理性等同，进而赋予它以方法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将科学塑造为普遍理性的化身，使其成为丧失历史性的“木乃伊”(参见哈金，第1页)。而法国科学哲学则发扬了孔德哲学传统中的历史维度，在一种“民族志”(cf.Althusser，p.163)田野研究的意义上考察科学，反对实证主义和逻辑分析。既然科学需要在历史中展现其进程，那么进步性问题很自然就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关注点，进而，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也就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按此标准，法国科学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连续性阵营：彭加勒、迪昂、梅耶松、拉图尔等；非连续性阵营：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福柯等。连续性阵营基本主张日常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的连续性(彭加勒)、科学不同发展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彭加勒、迪昂)以及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深层一致性(梅耶松)；非连续性阵营则往往强调日常经验与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异(巴什拉)，并拒绝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莱姆)。当然，连续、非连续和进步主义、相对主义这两组范畴之间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它们仅仅表明了科学进步的发生机制的差异。考察法国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巴什拉、康吉莱姆、拉图尔的科学进步观，对厘清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脉络、反思相对主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民族志”：巴什拉的断裂式进步观

巴什拉的断裂式进步观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梅耶松基于对合规律性与因果性的区分而采取的先验哲学进路、迪昂的整体论以及勒鲁瓦的极端约定论所蕴含的相对主义立场，彭加勒与勒鲁瓦关于科学事实的争论等。巴什拉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以历史分析取代先验进路，以事实的建构性规避实证主义，将“技术唯物主义”和“应用理性主义”结合规避相对主义。

巴什拉进步观的核心立场是历史主义，“科学自身的存在是以知识的进步来定义的”。(Bachelard，1972，p.36)按阿尔都塞的评价，可称之为理论“民族志”。“认识论的断裂”是理解这一进步观的关键。断裂是在对认识论障碍的破除中实现的，它是科学进步的发生方式，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指科学与常识或原初经验的断裂；二是指科学理论发展序列之间的断裂。“原初观察”对科学精神是无益的，后者必须在“纯化自然实体并赋予混乱的现象以秩序之后才能从自然获益”，因此它是“反自然”的，具有“内在”的“批判性”。“观察与实验”之间的“断裂”使得科学精神必须在破除实证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原初观察成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障碍。(cf.Bachelard，1967，pp.19-23)认识论障碍的第二个层面是历史性的，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曾经获得进步标签的科学也可能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新旧科学之间的更替是断裂式的，在逻辑上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甚至可以说它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管通过知识的积累还是强化对测量手段的关注抑或是对某些原则的细微调整，都无法使我们从前者[牛顿体系]进入后者[爱因斯坦体系]。”(Bachelard，1968，p.42)既然不同理论有不同的世界观，那该如何衡量科学的进步呢?巴什拉认为，进步性体现在先前理论往往成为后继理论的一个特例，“在旧学说[牛顿物理学]与新学说[当代物理学]之间所存在的并非发展，毋宁说，旧思想被新思想囊括在内”。(ibid.，p.58)

这只是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标准，科学进步的具体发生机制如何呢?在巴什拉看来，科学是在心灵与物质世界特别是仪器的辩证作用中前行的。他用“技术唯物主义”和“应用理性主义”来说明这一过程。技术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其要旨是科学事实不具有自存性，它是被仪器建构出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被给予的，一切都被建构”。(Bachelard，1967，p.14)尽管是被建构的，但它们却是客观的，“客观性”并非一种“原初的给予”，它需要的不是“展现”，而是“证明”。(Bachelard，1968，pp.11-13)因此，“素朴实在论”是错误的。既然现象内在于实验和仪器，那仪器又从何而来?这就要涉及到巴什拉的另外一个观点——“仪器仅仅是物质化的理论。从中所产生的现象也承载了理论的印记。”(ibid.，p.176)由此，巴什拉走向了“应用理性主义”，说其是理性主义的，是因为科学活动需要理性心灵的参与；说其是应用的，是因为理性无法单独创造出科学概念或科学的对象，它必须以与仪器或现象技术的辩证互动为基础。“当其[科学]进行实验时，必须进行推理；当其进行推理时，亦必进行实验。”(ibid.，p.7)这样，巴什拉就既远离了康德，也远离了笛卡尔，同时又规避了迪昂整体论以及勒鲁瓦极端约定论中的相对主义蕴含，发展了一种“非笛卡尔式的认识论”。

在进步的方向性问题上，巴什拉拒绝观念论和实在论，他认为进步并非指向某个终极目标，因为这种终极性知识无法达到。一方面，“即便是偶然，也绝不可能发现关于实在的准确知识，因为思想与实在之间的重合是一个十足的认识论怪物”(Bachelard，1927，p.43)；另一方面，并非存在一个普遍理性，而科学以此理性为标准，相反，理性要在科学中体现出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标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存在的只是“局域合理性”。(cf.Bachelard，1966b，p.119)既然理性要以科学为圭臬，那么，哲学必须要随科学而“进步”，“科学创造了哲学”(Bachelard，1968，p.3)。相较于传统认识论，巴什拉的新科学精神就是顺应新科学革命而提出的更为“进步”的哲学。

巴什拉的进步模型与库恩的思想乍一看是比较相近的，但其根本立场却截然相反。库恩强调范式的文化内涵，最终走向了“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而巴什拉则通过对科学的“哲学批判”，从而走向了认识论。这正是他们在进步性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关键。

二、概念“民族志”：康吉莱姆的反-反-辉格史的进步观

康吉莱姆与巴什拉都主张以当下的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标准，前者坚持“过时的历史”和“被认可的历史”之间的区分(cf.Bachelard，1951，p.25)，后者强调“过去的科学”和“今日科学的过去”之间的差别(cf.Canguilhem，1988，p.3)，其本质都是主张科学史研究必须要有所“判定”，而非简单描述。由此，科学史成为了“规范性”的认识论。(参见福柯，第248页)这一认识论塑造了一种非编年史式的进步观，科学与其先行者之间的“疏远度”要以“概念标准”而非年代标准来判定。(Canguilhem，1988，p.8)这样，历史认识论才具有了逻辑可能性。

不过，康吉莱姆的进步观与巴什拉仍有很大差异，其立场是“更新而非拒绝”巴什拉的认识论。(ibid.，p.ix)“非拒绝”体现在他对理性主义立场的继承、对非连续性模式的认可、对科学史规范性的赞同。但“更新”也非常关键，一方面他的分析视角更加微观，与巴什拉主要关注“理论史”不同，康吉莱姆更加强调“概念史”，以概念“民族志”取代了理论“民族志”，这使得他在强调认识论的断裂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科学史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康吉莱姆从对概念史的考察中引出了“科学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弱化了巴什拉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确立的界线。康吉莱姆的工作很难在标准的辉格史与反辉格史的框架得到准确定位，因为就以当下科学为评价标准而言，他带有辉格史的色彩，就对“前科学”的关注而言，他又是反辉格史的。反辉格史与理性主义的结合，塑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反-反-辉格史”立场。(cf.Bowker and Latour，p.725)

康吉莱姆认为理论并非认识论考察的最合适单位，因为“理论由许多线索编织而成，其中有些是全新的，另外一些则从先前的编织物中借用而来”。(Canguilhem，1988，p.15)因此，理论并非彻底断裂。与柯瓦雷不同，康吉莱姆强调了伽利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维度。进而，概念才是认识论分析的合适对象。概念并非完全由理论决定，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康吉莱姆对生理学中反射概念的历史考察、对自由落体概念与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表明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理论。因此，尽管巴什拉把历史上曾经的“错误”“恐惧”“失序”等作为前科学而抛弃，康吉莱姆却又将其中的一部分拉回到了认识论。这种“历史上的历史”(histoire historique)，重塑了科学史之“外围”的认识论地位。(cf.Canguilhem，1983，p.178)由此，不相容的理论之间具有了一定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跨越不同的世界观，这些概念所属的理论已经属于“过去的科学”，但它们却属于“今日科学的过去”。继承性的引入，意味着认识论的障碍不再是全然否定性的，活力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充满着外在确定运动的物理—化学领域(即周围的惯性环境)之中划出一块非确定性的飞地……无助于为生物现象的独特性进而为生物学的独特性做辩护。”(Canguilhem，2008，p.70)就此而言，活力论是生物学科学化的障碍。但它对机械论的拒绝，却又有助于生物学家在解释有机体现象时规避还原论，因此，它也具有进步性。(cf.ibid.，p.122)认识论障碍概念的双重性，弱化了认识论断裂前后的分界。

在对科学史之“外围”的考察中，康吉莱姆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扩展到科学之中，从而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意识形态”这一“矛盾性术语”。康吉莱姆强调，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指“知识与认知对象关系的颠倒”，进而“任何意识形态都远离真实”，而科学则要求破除意识形态的虚假外衣，达成对自然的真实说明。(cf.Canguilhem，1988，p.30)因此，“科学意识形态”就包含了真实性和虚假性双重内涵。首先，科学意识形态并非错误意识或错误科学，因为“错误科学没有前科学的状态”，它是“无历史的”。而科学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性，当科学意识形态在知识图景中所占据的位置，被一个自称科学并能在操作性层面上得到验证的领域所取代时，它也就走向了终结。在此意义上，科学意识形态仅仅是“非科学”，而非“反科学”。科学意识形态也与宗教和迷信不同，就如古希腊原子论者“用科学的反宗教来对抗宗教的反科学”一样，它在“知识而非宗教信念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科学意识形态又不是成熟状态的科学。一方面，科学意识形态往往以某种既存的科学为标杆，因此，它声称自己是一种科学；另一方面，科学意识形态所断言的范围又超出了它的能力，进而其科学性也就仅仅是一种声称。与科学相比，它只是“科学话语的先在状态”，缺少“操作性的证明”。(cf.Canguilhem，1988，pp.32-33)因此，它在一定情况下会被科学取代，这种取代是由“新的话语体系的发展”完成的，后者“为自己的有效性划定了范围，并通过持续的结果来证明自己”。(ibid.，p.36)

科学意识形态在两个层面上“更新”了巴什拉的认识论：一是相较于巴什拉对前科学与科学之间断裂关系的考察，康吉莱姆更加关注科学—科学意识形态—新科学这一发展序列的断裂与连续，这一进步模型更加符合真实的科学史；二是巴什拉主张认识论的彻底断裂，康吉莱姆却认为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并非完全断裂，其差别仅仅在于“方法论”和“操作性”层面，因此，“科学意识形态很可能同时是进步的障碍和必要前提”(ibid.，p.32)。说其是障碍，是指它在某些层面上掩盖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说其是前提，是指它又蕴含了科学的因素，成为走向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基础。

总体而言，康吉莱姆在对科学史“外围”特别是科学意识形态的考察中，提出了一种更为精致的科学进步模型，在坚持进步主义的前提下，弱化了巴什拉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所划定的明确界线。

三、实践“民族志”：拉图尔的本体论进步观

在康吉莱姆之后，福柯、拉图尔分别代表了法国认识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福柯将“非连续性”“革命”等引入社会科学，彻底打破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消解了进步性问题。但福柯很少关注自然科学，进而，由勒鲁瓦和梅耶松所塑造的“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的等同关系，在福柯这里发生了断裂。拉图尔延续了巴什拉—康吉莱姆传统对先验哲学的拒斥态度，但他一方面拒绝这一传统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所塑造的二分，另一方面又拒斥福柯对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两种态度——对社会科学持“激进”立场，对自然科学持“传统”立场。(cf.Latour，1993，pp.251-252)由此，他发展了一种以实践“民族志”为特征的“经验哲学”进路，主张在实践层面上考察进步性问题。这种进步观认为科学进步是一项本体论的事业，进步是连续性的，进步是跨文明合作的结果。

拉图尔主张将进步问题从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区分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的试金石，存在于本体论而非认识论之中，存在于世界而非语词之中。”(Latour，1997，p.ix)不过，要实现这一扩展，科学本身必须本体论化。在“现象技术”的基础上，拉图尔提出了“技科学”“流动指称”等概念。其要义在于，科学并非抽象理性对外在世界进行沉思的结果，而是人类与非人类的物质世界之间相互纠缠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都被规避了：一方面，科学研究是自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自然和社会反而被科学所重构，是由科学所“建构”的“新实体”，它们之所以被视为客观的自存之物，是实践过程被“黑箱化”之后所带来的假象。由此，拉图尔抹平了知识与本体的界线，进而消解了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立体结构，实现了认识论的本体论化。在此基础上，拉图尔的进步观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传统所认为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界线越清晰科学就越进步的观点是虚假的，甚至近代哲学所塑造出来的客体与主体也都是虚假的。“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Latour，1999，p.296)“世界”和“心灵”当然存在，只不过它们并不像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说的以分裂的方式存在，而是交融在一起。进而，科学进步不再是“分裂”式的，而是“杂合”式的；不再是“纯化”式的，而是“转译”式的。因此，进步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的杂合过程，拉图尔称之为“集体实验”“万维实验室”“物的议会”或“杂合论坛”。实验室的范围越广，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被征募到集体内的数量就越多，集体也就越进步。这种进步当然有方向，它指向在更广范围内将人类与非人类动员起来、将各种“行动者”“联结”起来的能力。科学研究不能求同，反而必须求异，因为异质性要素的增加意味着机会和新的可能性。由此，拉图尔自言将布鲁尔等人所消解的“规范性”问题重新引回到科学哲学之中。(cf.Latour，2004，pp.214-223)

其次，拉图尔复兴了法国科学史中的“连续性”传统。此前，哲学家们讨论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共同前提是将科学限定在认识论层面，然后分析理论序列或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彭加勒通过某种形式的结构实在论、梅耶松寻求人类推理方式背后的“本质不变性”从而达成对连续性的辩护不同，拉图尔基于其人类学或“经验哲学”立场，强调前科学与科学以及科学的不同序列都是自然与文化相互建构的结果。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不是本质性的，并不是说一个指向前现代而另一个指向现代、一个指向真理而另一个指向谬误，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其产生并得以维持的具体情境中获得合法性的。就此而言，差别仅仅体现在“网络的规模”上，就如前现代人只能使用简单的工具而现代人则可以制造复杂的技术产品一样，两者(在非二元论的意义上)处于一个连续发展序列之中。于是，连续性立场就以一种“经验形而上学”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法国哲学之中。

第三，符号学式的“追随行动者”的方法论，要求以真实历史为依据，真正承认非西方世界对科学进步的构成性贡献。主流观点认为西方科学不仅产生于西方，而且也是西方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但又普遍的知识体系。拉图尔对此持否定立场，因为在近代科学的形成过程中，非西方世界不仅是资料的提供者，更构成了西方科学本身。当法国人第一次踏上库页岛时，他们对此地域的认知显然弱于岛上的中国人，但随着法国探险船不断将那些“恒定流动”的、“可累积”的知识带回欧洲的“运算中心”，他们逐渐建构起一个更大的网络。因此，“不必将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与欧洲人的普遍知识对立起来，它们仅仅是两种地方性知识”。(Latour，1987，p.229)在此意义上，拉图尔将对现代性之时间维度的否定，扩展为了对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空间维度的否定。进而，现代性不管在西方还是非西方世界从未实现过，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杂合”的世界之中。由此，拉图尔为理解近代科学民族志(在其原意上)的工作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后殖民主义“技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这一思路不仅重塑了一种杂合式的进步观，更蕴含着对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的重新理解。

可以看出，历史主义在巴什拉、康吉莱姆和拉图尔那里分别表现为理论史、概念史和实践史，在研究视角的转变中，康吉莱姆弱化了科学与非科学的认识论分界，而拉图尔则消解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本体论分界，改变了科学进步观的主要问题：将“科学进步何以可能”转换为“科学进步如何发生”，认识论也就被实践研究所取代。

四、法国科学哲学为何没有走向相对主义?

法国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建构主义(勒鲁瓦、巴什拉、拉图尔)、约定主义(彭加勒、迪昂、勒鲁瓦)、整体论(迪昂)等立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规避相对主义的逻辑可能性。库恩就是在梅耶松、柯瓦雷、梅茨格、(经奎因改造的)迪昂等人的基础之上，塑造了一种以反实证主义为基调、以理论整体性为基础、以断裂式发展为核心特征的科学哲学。其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强纲领”学派则更加推进了库恩的立场，最终形成了一种认识论相对主义的立场。因此，就进步性问题而言，法国哲学中必然蕴含着库恩以及强纲领所忽视了的东西，而正是这些内容使得法国哲学维持了进步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科学合理性问题。传统科学哲学试图以方法论来消解理论选择过程中的偶然性和社会性，而库恩则将这种方法论改造成为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又进一步将“方法论的恰当性”转化为了“社会偶然性”(柯林斯，第130页)，最终无法说明理论选择过程中的进步性。巴什拉和康吉莱姆通过两种方式确立了进步性问题的理性主义根基。与巴什拉相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立场使得他忽视了对“这些标准[理论选择]的源流”的历史考察。(cf.Brenner，p.76)巴什拉则着重考察了“认识论价值的变化”，如“局域合理性”所表明的，“理性必须服从科学”，它要随着科学的“进化”而“进化”。(cf.Bachelard，1966a，p.144)由此，巴什拉的历史认识论同样对认识论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如上文所述，巴什拉强调我们无法谈论“准确性”，因为终极的准确知识(la connaissance exacte)无法达成，存在的仅仅是“精确性”(précision)，精确性又跟“测量”“操作”等联系在一起，“一个精确的结果必须在各种操作中得以显示”，因此精确性本身也具有了“历史”特征。(ibid.，p.72)这样，巴什拉就将对认识论价值的考察奠基在了实验基础之上，从而引入了科学的物质性维度，塑造了一种“辩证理性主义”。不过，巴什拉与库恩一样，忽视了在革命前后的连续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康吉莱姆对科学史之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强调，不仅“更新”了巴什拉的认识论，同样也对库恩的工作进行了修正。例如，康吉莱姆认为现代生物学中的“反射”概念可以追溯到托马斯·威利斯，尽管他的生物学理论被抛弃了，但其反射概念却被保留了下来。(cf.Canguilhem，1994，pp.185-189)因此，认识论的断裂或科学革命确实存在，但断裂或革命却并不是彻底的，理论就像是由多条纤维拧成的绳索一样，断裂只是部分性的。在此意义上，概念可以穿透理论的束缚，进而使得不同理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比较的基础。

科学实践中的物质性维度。库恩尽管注意到了仪器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但他最终还是用一个更高层次的“范式”统摄了仪器；强纲领也并不否认科学家可以得到经验数据，但这些经验数据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下才能获得意义，而理论背后则是社会。(参见布鲁尔，第20页)法国哲学传统则与之不同，从勒鲁瓦和巴什拉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非常关注科学研究中的物质性维度。巴什拉在对化学实验的考察中提出了“元化学”的概念，它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类似于化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与形而上学对某种具有稳定本质的实体的寻求不同，元化学认为化学实体都是实验技术的产物，是被“建构的”，而非被“发现的”。因此，我们不能谈论终极“实在”，只能谈论过程性的“实在化”(réalisation)，元化学取代了实体论。物质性维度的存在使得理论始终要受到实验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相对主义的根源。拉图尔则将巴什拉的“理性唯物主义”拆解开，拒绝理性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并将其推进为“集体”中各种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拉图尔同样强调了“实在化”的重要性，即万物都在与他物的关系中不断地获得“具形”，万物并无本质，一切都在关系中得以建构。与相对主义将知识解读为社会文化的逻辑后件从而导致有效性难题不同，拉图尔的“建构主义实在论”主张万物都具有历史性，它们的当下实存要以另一段时空中的“行动者网络”为前提，尽管这一网络已被“黑箱化”。同样，万物都可扩展，不管知识还是客体，它们都可以走出其得以产生的地方性情境而获得普遍性。

实践整体论。与迪昂、奎因、库恩、强纲领这一线索对理论整体论的强调不同，巴什拉、康吉莱姆和拉图尔实际上坚持了一种实践整体论。前者强调理论的可调整性，这很容易走向社会观念论，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图尔认为布鲁尔的立场是对康德观念论的涂尔干化改造。后者则强调可变的并不只有理论，仪器等物质性维度也具有可调整性。巴什拉将这种可调整性定位在“心灵”与“仪器”的辩证互动中；康吉莱姆要求“通过参照生命的动态极性”重新界定“正常”与“病态”。(参见康吉莱姆，第175页)在拉图尔的体系中，仪器、研究对象、实验方法、假说、概念、理论等在实践中都具有可调整性，它们通过彼此的“磋商”而达成稳定状态，稳定状态的达成便意味着科学的产生。由此，“流动指称”所展现的尽管只是一种地方性科学，但随着地方性情境的不断扩展，新的异质性要素不断被纳入其中，科学进步也就发生了。迪昂—奎因命题中所蕴含的强相对主义立场被规避。

因此，法国科学哲学规避相对主义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强化科学史以及科学规范史的合理性内涵，弱化理论选择过程中的社会维度。二是强调科学研究中的物质维度，从而重构一种经验本体论，以此防止科学被完全拉向社会一极。拉图尔顺着巴什拉的思路，将这种反二元论扩展为一种以“非还原性”为根本原则的经验形而上学，使进步性问题从认识论进入了本体论。三是将理论与证据之间的二元关系，改造为实践中各种要素的互构，从而将迪昂的理论整体论扩展为实践整体论，弱化了非充分决定性命题的相对主义维度。

法国科学哲学中的进步性问题，不仅是我们梳理乃至重构法国科学哲学百年历史的一条关键线索，更是人们反思当代相对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事实上，当代科学哲学已经呈现出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相互融合的趋势，可以预见，科学哲学这一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将会在上述传统的再次交汇中塑造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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