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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13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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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济之间4

鸿沟一词在中央之国的知名度，是在楚汉相争时被打响的。当时的西楚霸王项羽，与后来的汉高祖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分割天下（鸿沟以西为汉地，以东为楚地）。这条实际没有发挥作用政治分割线，在后世被用来形容事物间明显的界线，甚至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象征。

只是对开始挖通这条运河的魏国来说，初衷绝对不是打造一条水上长城。恰恰相反，魏国是希望这条打通三大水系的运河，能够加强自己领土间的连接性，并据此增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话语权。

  鸿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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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十年）鸿沟工程开始修建。魏国并不是第一个有类似想法的国家。早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北上中原争霸的吴王夫差就已经用两条分别叫作“邗沟”和“深沟”的运河，将长江、淮河以及济水连接了起来。

  邗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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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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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沟连淮齐的“深沟”正位于兖州的中南部。大家应该还记得，横穿中原地区的济水在向东北方向转折时，曾经蓄积成为一个湖泊——菏泽。其实在荷泽的东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条名叫“菏水”的河流，是淮河下游最重要支流——泗水的南源。

在用深沟将菏泽与菏水连接起来后，由长江经“邗沟”进入淮河，再溯泗水而上的吴军，便能够通过济水进入中原争霸。问题在于，尽管吴人留下的运河工程，打通了江、淮、济三渎，但对魏国来说却用处不大。

由于位置原因，这条在中原东部沟通南北的水上通道，主要是齐、楚两国争霸的战场。对于在山西高原和中原腹地都拥有领土的魏国来说，它更急迫的是打通一条连通河、济，兼顾淮水的漕运通道。

基于这一要求，魏国与当年的吴国一样，最起码要选择两个地点挖通运河。相对而言，黄、济相交这个点比较容易选择。虽然济水在荥泽一带穿黄河而过的想象，是古人的一个美丽误会，但黄河与济水在这一带无限接近却是客观事实。

这意味着，魏人只要在三皇山（又名广武山）北的黄河南岸寻找一个点，用很小的工程量就能够真正打通完成沟连河济的水道（这段运河大致对应的现在荥阳北——郑州北的这段黄河河道）。

做到这一步之后，鸿沟工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再修建一条连通济水与淮河的运河。从位置上看，这样一个连接点已经深入中原腹地。考虑到中原争霸的需求，魏国最起码需要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上，修建一座城邑以提供战略保障。

公元前339年，处在鼎盛时期的魏国将都城从位于山西高原的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迁至今河南开封西北部的大梁。正因为如此，此后的魏国经常会被记录为“梁国”。做出这项决定的魏惠王亦因此被称之为“梁惠王”。

是的，你没有猜错，大梁城就是沟通淮、济的枢纽点。从荥泽北的黄河南岸一直到大梁城西，直线距离大约为80公里，大部分借助了一条叫作“汴水”的古河道（最早写作同音的“汳”字）。因此这段西接黄河、东连大梁的鸿沟运河，也被单独称之为“汴渠”。知道了这一点，你应该会突然明白，为什么把都城定在开封的北宋王朝，会将自己的都城称之为“汴梁”。

  汴渠位置请看图(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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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当时中央之国的所有河流中评选一个最重要者，连通司隶、兖州两个州部的“汴渠”无疑是最有力的竞争者。那么，这样一条在战国时代由魏人开挖的运河，在三国时代还存不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它在当时还有一个大家听完后，会恍然大悟的名字——官渡水。

对的，历史就是这么吊诡。500多年前魏国开挖的运河，后来成为了另一魏国的崛起之地。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当年的“官渡之战”，你会发现这就是一场，大河南北在中原地区的决战。谁是最终的胜利者，谁就将手握统一天下的钥匙。

回到鸿沟的问题上来。东西向的汴渠只是整个鸿沟工程的一部分。大梁城在位置上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它与济水或者黄河地理接近，而是在于它的东、南方向，有许多淮河左岸水系的上源。

其中与大梁城位置最近的，是两条淮河二级支流——获水与睢水。两条河流在斜穿现在的河南省东南部之后，都汇入了源出山东的淮河一级支流——泗水。前者在当时的战略要地彭城，现在的江苏徐州市接入泗水中游；后者则在更南一点的江苏睢宁县东，接入泗水下游。这意味着，魏国不用经过深沟，也有机会将势力范围延伸入泗水，进而觊觎江淮下游地区。

不过从战国格局来看，魏国更现实的想法还是将扩张方向更多的锁定在河南省的西部。因此自大梁南下的鸿沟工程，并没有在对接获水和濉水之后止步，而是继续南下，利用淮河水系纵横交错的河道，又连接了涡水的上游，并在河南省项城市（袁世凯的老家）汇入了颖水的中游。

上述两条河流是淮河左岸的一级支流，最终都在安徽境内汇入了淮河中游。这意味着，这段自开封而起，经通许、淮阳，直至项城的南北向鸿沟，与四条淮河一二级支流一道，编织一张覆盖中原地区的水上交通网。

然而这些造就了大梁城的人工运河，固然为魏国开拓中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为它带来了安全隐患。公元前225年，秦军在攻灭魏国之时便以水代兵的堵决了这些运河，让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以至于后来在汉代，被重建的大梁城暂时丧失了地区中心的地位，被重新命名为“浚仪”，成为了兖州西端的一个县。

魏国这样开挖运河，却在最后的决战中反受其害的事例告诉我们：凡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固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一定程度改变地形地貌，以满足当时的需求，但也要对这种改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考量和心理准备。

客观上，人工水利工程的的存在多少有些违背自然规律，即便不考虑生态再平衡的问题，也需要不断的进行疏浚、维护。比如让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都江堰工程，如果不是每年整修的话，设计得再巧妙也不可能维持运转。

让人无奈的是，一旦进入战乱时期，这种必须的维护工程几乎必然会被迫中断。在鸿沟工程开通400年后，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这段动荡时期的影响，整个黄河下游及对接黄河的汴渠工程，便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威胁。不仅黄河河堤岌岌可危，汴渠也经常因黄河漫灌导致无法使用。

公元69年，东汉王朝开始了一项针对黄河和汴渠的整治工程，由于主持工程的官员名叫“王景”，因此后世将此项治河工程称之为“王景治河”。

在针对汴河的整治工程中，除了疏浚河道之外，之前曾经被秦人运用在灵渠的一项技术创新，被运用在了汴渠的修复工作中。灵渠是秦帝国在征服南越过程中，于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地，打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

关于它和邗沟的具体解读，在相关板块都会展开。在灵渠修筑过程中所使用的新技术被称之为“陡门”。所谓“陡门”又称“斗门”，通俗讲就是用砖石构筑活动船闸，以调解运河的水量。这一方法在现代水利工程中，同样被广泛使用。区别之在于，现代人用机械闸门取代了古人以人力或畜力升降的石门。

在汴渠中修建的十几处斗门，不仅让东汉王朝可以方便的调节被引入的黄河水量，更为定期的清淤工作提供了便利。每当进入农闲季节之后，官府便可封闭石门，组织人力对河道进行疏浚。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整修并不意味着整个鸿沟工程的全面恢复。

从技术角度看，以鸿沟打通四条淮河支流的工程有些过于复杂。如果一定要选一条沟通淮济的节点重点维护的话，那么获水将是最好的选择。它的源头不仅与汴渠最近，而且末端对接的彭城，就是徐州的政治中心。在东南地区开始成长为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之后，这样一条线路也是洛阳、长安这些政治中心，与东南地区间最接近直线的线路。

有鉴于此，整个打通黄河、济水、淮河的运河工程，在王景治河之后，逐渐简化成了一条由汴渠与获水相连，西起黄河、东至泗水，西北-东南向斜穿中原腹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一变化还使得受黄河水影响较大的古获水上游（商丘至开封段），在东汉时期被更名为了“汴水”。

及至隋朝，这条被重新疏浚的这条大动脉，又被重新命名为了“通济河”，与在贯穿河北地区的“广济渠”一道，开启中央之国大运河时代。一直到十三世纪之后的元、明、清三代，由于北京取代西安、洛阳、开封这些位于中西部的古都，成为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整个沟通中国南北方的大运河，才向东位移到贴近山东丘陵的位置，向华北平原北部延伸，而鸿沟工程亦渐渐湮没于历史。

现在我们知道了鸿沟工程的前世今生，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官渡”，原来是这样一条无比重要的运河，并且在曾经利用“陡门”这样巧妙的方法加以维护。然而这些用在运河维护上的方法，在“王景治河”时却没有办法用来治理千里黄河。

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即不可能在宽阔的黄河中构筑陡门，更没有力量彻底清淤黄河河床。加高堤坝几乎是阻止黄河决堤的唯一手段。只是考虑到黄河的含沙量，逐渐变身成为地上悬河的黄河，迟早有一天会突破堤坝的束缚另寻出口。而乱世对于堤坝的疏于维护，更多是让这一天更早的来到罢了。

既然对堤坝的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志河河床高出地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稳定黄河呢？答案是有。具体的做法就是主动引黄河改道，进入一条河床较低的河道。这种疏导法其实就是当年大禹治水之法的延续。只不过随着堤坝技术的成熟，此时的华夏先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宽阔的“九河”泄洪区，而是能将黄河固定在新的河道之上。

通过疏导之法，在“王景治河”之后，黄河开始从兖州与冀州分界处的“汉志河”河道位，南移到了靠近今黄河的位置之上。虽然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做法还是治标不治本。东汉黄河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那些从黄土高原而下的泥沙所淤平，但新的河道仍然为华北平原带来了800多年的稳定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方因泥沙的累积及北宋王朝建立之前，那个被称之为“五代十国”的那个乱世所催化，出现大范围的改道位移现象。

特别提醒：东汉初期的“王景治河”，为黄河带来了长达800余年的稳定期，但请记住这里说的稳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代表黄河就不会再小范围的泛滥，也不代表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不会出现小范围的位移。

根据历史记录统计，仅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的决口次数1590次；局部或大改道26次。以至于有黄河“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具体到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虽然因距离黄河上一次改道时间尚短，河床的高度还不至于造成黄河下游全面改道的现象，但包括黄河堤坝在内的很多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工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程度干扰。这其中尤为让人忧心的，就是与黄河血脉相连的汴渠运河。

作为一项有逆自然规律的人工工程，鸿沟需要它的使用者，倾注较天然河道更多的精力加以维护，尤其是直接与黄河对接的汴渠。一旦那些用来调解黄河水量的陡门，因年久失修而无法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自汴渠而下直至颖河中下游都会受影响。

更重要的是，修建这些水利设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条通畅的水路。在打通漕运的同时，还会与周边的农田水利工程相配套。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运河达不到原有的设计要求，那些受原本受益于此的农田也将受到影响。东汉末年的诸侯纷争，再一次让整个鸿沟工程陷入了缺乏维护的窘境。泛滥的黄河水经常让被鸿沟串连起来的兖、豫两州遭受额外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曹魏曾经对这项工作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护，而这一工程的实施，又与一位在三国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邓艾有关。关注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邓艾在征服蜀汉时的功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此之前写过一篇《济河论》。

在邓艾的建议之下，魏国重新修复了汴渠之上那些充当水闸的石门、清淤了河道，恢复了整个运河系统的漕运功能。并且在颖河以东至泗水的淮北地区广开河渠、屯田积谷，为后来晋国对吴国的征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够在权衡之中作出正确的抉择。这是由于兴修运河等水利工程，需要非常高的人力物力投入。一旦这些资源被用为修建基础设施，势必暂时会影响其它方面，尤其是正面战场上的投入。

历史上甚至出现过，韩国为让秦国无暇东征而主动送上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修筑“郑国渠”的做法。然而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衡量清楚其中的利弊，就像战国时代的秦国，纵然识破了韩国人的诡计，却依然将郑国渠修筑完毕。

因为秦国人知道，虽然进行这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会迟滞自己的东征计划，但完工之后却能够帮助关中平原的农田大量增产出，进而增强秦国的国力。事实也的确如此，公元前230年，在郑国渠完工后的第六年，自以为聪明的韩国成为了关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国所征服的国家。

好了。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全面了解了。河流及运河是兖州板块的灵魂。济水及淮河水系，通过其境内的“鸿沟”、“深沟”，成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你会发现放在东汉王朝的行政格局中，所世所称的“得中原者得天下”，很大程度可以变化为“得兖州者得天下”。

至于这当中的关键先生“大梁城”，则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由运河而兴的城市。这与2000多年后，郑州因铁路修建取代开封成为河南政治中心，俨然基于同一逻辑。只不过这次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转移，让因水运而兴的开封城，无奈的退化成为了一个二线城市。

解读至此，兖州部分便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的视线将向东转移，去看看曾经为曹操提供的“青州兵”军团的青州，以及一度有机会为刘备所有的徐州，在地缘结构上又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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