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说：攻击是一种本能。其实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攻击行为是由一种能够改变神经递质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时期的受虐待经历共同决定的。因此攻击行为是由遗传和成长环境共同决定的。
攻击分为两种：由愤怒引起的、以伤害为目的的、激烈的敌意性攻击，例如谋杀；只把伤害作为一种手段的冷静的工具性攻击，例如恐怖活动。
一般来说我们的攻击来源于一些负面情绪，例如妒忌、挫折、愤怒等，最出名的是“挫折-攻击理论”。挫折感来源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例如财富差距、社会地位差距等，我们的很多感觉其实来自于社会比较，我们有一种向上比较的倾向，因此当我们与更有钱、更幸福的人进行比较时，相对剥夺就产生了。相对剥夺会使人产生挫败感，进而引起愤怒，最终演变成攻击性，因此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犯罪率也非常高。
另外一种理论是“攻击的社会学习理论”，当人们看到某些人因为攻击行为获得回报时，他们就学会了攻击。典型的案例就是当一些国家交给索马里海盗赎金时，他们变得更加猖狂了；某些无名无权的人因为恐怖行动而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家庭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也会滋生新的暴力；一些长期被战争影响的国家里，青少年更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行为。因此，国家会对网络上的暴力色情内容进行管控，在传播上减少攻击行为的扩散。
影响攻击行为的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情绪上的，当我们感受到疼痛、烦躁的时候，一点小小的攻击线索都会引起一场攻击行为，例如当一个人正在因工作不顺而烦躁时，看到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在约会，他更可能直接拿出家里的手枪对准那个男人。另一种因素来自于外界对攻击性信息的传播，接触媒体（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越多的人受其影响最大，他们提供了可供模仿的“社会脚本”，观看暴力作品和玩暴力游戏的青少年更可能对攻击行为“脱敏”进而效仿其攻击行为。当然，并非所有的媒体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那些玩亲社会游戏的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如果想要减少攻击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每一个引起攻击的因素的影响，例如：让人们远离疼痛和糟糕的天气，禁止枪支流通，限制媒体对暴力信息的传播，增加亲社会行为的电视节目等。但这是并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从教育和社会规范上入手，通过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影响孩子们的认知，再通过社会规范的制约，训练人们由外到内的态度的改变。
虽然攻击行为具有基因上的遗传特点，但是我们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行为-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逐步降低隐藏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攻击基因的影响，进而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