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很久的小说结尾了，我把最后一章发给编辑。这小说我从认识欢欢前就开始写——一个嗜性成瘾的女人的一生，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到中年，放荡、肮脏、绝望，止不住的坠落，最终死在街头。没有固定日期更新，写一点就零零散散发章节到一些连载小说平台，读者很少，写了一年多以后慢慢多了点读的人，也收到一些留言和反馈，负面评价和痛骂占了大多。后来认识了欢欢，她说是我的书迷。

大概写了一半的时候，我收了一封邮件，说是希望合作，由他来负责作品的整理和发表，包括最后的出版，按字数给稿费。我按照留的电话打过去，沙哑的嗓音，我同意把写完的章节发给他，他来付钱。毕竟，我当时窘迫至交不起房租的境地。记得和编辑第一次打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没记住，只记得姓温，在南京。

可能欢欢离开后造成的空白太大，外界的一点联系，存在感就凸显的格外强烈。更何况他的确帮助了我，在文字中读出我的情感波动问我是否还好，出国前指导我办理各种手续和注意事项，甚至那间罗马私人旅馆也是他帮忙找的。在国外的十几天里，他时不时关心问候，让我在异国有种心安，手机讯息的传来不再成为令我不耐烦的打搅，反而是一点向往和依靠……某种细微执拗的情感时不时出来搅动一下我的思绪心弦，让我不得不正视它。

我再一次打破自己的“禁令”，让别人成为我的习惯，这一次甚至是主动的。习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某种害处，它把你拖入到一种不需要凭意志鉴别和选择的境地，沉浸在一种放松给予的舒适假象中，实则多了一种危险，那种习惯的条件一旦不在，你的失落和痛苦会强烈百倍。欢欢是第一次，我尝到了苦楚，这种苦楚没有让我后悔，也没有让我重新坚定立场。

我以小说完结为由，提出见一面，讨论一下小说发表和出版的情况。在斟酌字句地过程中，我暗暗鄙视自己，虚伪地说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邮件发出去后，我每天查收邮箱，都没有他的回信。我有他的电话，可是一点都没有打过去直接说的勇气。很多时候，文字给我构筑起一道围墙，它一方面给我庇护，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跟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能力。我沉浸在等待与期待的焦灼中，我的心刚刚放下一点对欢欢死去的悲痛，那点空间又被另一点重负填满。

我尝过等待的痛苦，最痛苦的不是在漫漫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曙光，知道总会熬出头，而是吊着脖子等待一个无法预料的结局。我恨太多人，总让我等等等，难道不能将心比心，还是我的确没有耐心，小题大作。在等待的过程中，经历了结局哪怕是不好也比不上的揪心痛苦，等这痛苦过去，结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对于一个星期以后收到的回复，我已经坦然。他答复我，自己没有太多时间来我的城市，如果我的时间方便，可以去找他。

我的痛苦既没有被体会也没有被补偿，痛苦得不到出口和补偿就会失衡。

我和欢欢最后一次见面，她微笑地让我承诺，狠狠攥住我的手，用温柔而不容违抗的眼神盯住我说：“答应我，你一直最爱的都要是自己。”

我被她的样子吓到，“我谁也不爱行了吧。”

“我了解你，你总是嘴硬。你不要把心给别人啊，一直放在自己这里，可以为自己伤心、难过，也可以为别人伤心、难过，就是不能把心交给别人。”她攥住我的手太紧了，指节发白。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当时只以为她为感情所苦，给自己总结教训。

我迅速订好去南京的火车票，没有犹豫，心态失衡导致的执拗。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对于那部小说，写完后连从头到尾看一遍的兴趣也没有，其他的更多一点不关心。我坐在火车上，心意决绝，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去见到他。至于见到他说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人的情感到底多么幽深复杂，有时候根本连表达的语词都想不到。他选中我的小说，给我钱，给我其他的帮助……我翻来覆去的想着，把自己赶进一个死胡同。我没见过他，只记得他的姓，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嗓音永远沙哑低沉，没有情绪。

“答应我啊，你的心永远要放在自己这里。”欢欢的指甲在我的手背上都摁出弯月地印子。

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荒芜的土地，摩挲着手背，内心纠缠、头脑一边发热一遍迷乱。

我实在需要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