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言

作者是一个温柔的人，也让我发觉我不是。

我习惯让接触到的所有人体面，不过骨子里仍然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家境贫寒限制个人发展，或者学历太差限制个人发展，我觉得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事情，我的心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如果把人生视作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从人物数值初始化开始，可选结局就圈定在小小范围了。

个体差异客观存在；人性又驱使大家骑在别人头上。前者是当“人上人”的前置条件，后者是当“人上人”的动机。因此，我觉得平等永远无法实现。我尚未见过不以凌驾别人为乐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即使是相对高雅的人，也会以在与别人的对比中获胜为乐。但“凌驾”的烈度不影响“凌驾”行为的本质。这些“高雅者”偷偷在自己的脑子里搭一个擂台，然后把对方打败，或者被对方打败，但总会分个高低，分个三六九等。哪怕在世俗价值观之外，“为成就感工作”的这群人，同样是伪善的。成就感，大部分源于“其它人做不到”，小部分源于“昨天的我做不到”。哪怕这个擂台是虚构的、不为人知的，在我看来也足够龌龊。可惜，一个人要想形成自我认同，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寻找人生意义，都需要和其它人对比，才能做到。所以我说，这是人性使然。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目的其实都是打造“精英”，也就是超出常人的人。我觉得教育的普惠不会提高大家的道德水平，不会阻止大家把自己以外的人“摆上擂台”。

减小不平等是个普惠的事情，可以维稳和促进经济。也可以满足从业者的道德需求（需要一群比之更低位的被帮助对象，以及一群不愿意帮助低位者的‘冷漠’之辈，才可以成立。也可见即使是相对高雅的人，也有对“凌驾”的渴求）。我认为这个职业/事业是有意义的，不过极限在哪，难以量化预测。

如果认定平等永远无法实现，那接受“人各有命”，或者说，“人各有级”，就自然而然了。

书本身内容

对一座城市而言，公墓和殡仪馆是测量其边界的最好参照。

“辛追当初离开甘肃，报考了广东F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最伤心失望的就是他的爷爷，老人无法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内容。无论生活对他露出怎样的面目，辛追坚信爷爷内心世界里，最值得珍视的事物是诗歌，孙子的选择让他茫然失措。”这是一个教孙子平仄的爷爷。

‘他不习惯死记硬背，中考因为超常发挥，考上了平凉一中实验班，“自此就开始了我人生中悲惨的命运”。在整个高一，他的成绩一直是班上倒数第一，不好的成绩，影响到了他的行为能力，自制力逐渐变差后，老师批评增多，“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书中的这个辛追，这段经历，让我想起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其实会感觉有些可惜，明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总感觉我的那位同学，根本没有从“在重点班从先进变成后进”中走出来。不过书里这位，还是很有精气神的。

“他记得从童年开始，自己的梦想一直是成为漫画家，考上大学来到广州后，他甚至去过广东美术学院昌岗校区的万象画室，这种延期的补偿，让他认清自己缺乏绘画天赋的事实。在放弃绘画的执念后，潜伏已久的另一颗种子，突然在辛追内心生发，他决心通过深造，重回喜爱的文学世界。” 有些羡慕。

书中提到“北方孩子更热衷考研”的观点。问了东北的朋友，他觉得可能是北方私企相对不行，而国企相对更受欢迎，而国企更看学历，所以上行下效。我觉得有道理。

“他对龙洞的第二个住处念念不忘，这处房子位于龙洞人民医院后面，楼下就是一所幼儿园，他喜欢被孩子叽叽喳喳吵醒的感觉。” 这个辛追确实特别。二本，不接受调剂，连续三年考复旦，最终成功。他和他的家庭都不一般。

哲学爱好者，贸易公司上班，但都干不长久，家里催他考公，他尝试了创业，尝试哲学考研。看见大顺的故事，我更理解了我自己的行为模式，也让我想起另一位初中同学。中考吃了次非本地户口的亏，高中选了文，高考上二本，然后离开了特大城市，在贸易公司上班。不论高低，各有各的日子。至于我，没什么梦想，习惯于解释现实，接受现实。没什么生命力，谈到自己时总有一种很丧的感觉。能上台面的兴奋时刻，大概只有接触新理念、新设计的时候了。

“除了身份已变，他的生活，和学生时代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依旧拥有龙洞，拥有学校的操场，拥有活色生香的饭堂，当然，也拥有大学时代低廉的生活成本，甚至还可以非常方便地联系想见的老师。” 毕业后在学校附近全职考研，确实有不少好处。最后一句让人感触，我校的老师，即使是教师班主任，与学生的交流也极其稀少。所有这类工作全部由辅导员负责。

“暑假备课期间，我终于明白，《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多么乏味的一门课程。我脑海中不停转动“报告、请示、命令、决定、通知、通告、公告、通报、批复、会议纪要、函”这些毫无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和我博士期间接触到的“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德里达、后现代状态、韦伯、利奥塔、本质主义、启蒙、自我认同、民族国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作者的一些牢骚。不过从实用角度来讲，前者还真挺有用的，考公申论会考。想起之前在潮州看过的专科课表，再问了问东北朋友，大概可以下个定论了，就是他们教的东西都是实用劳动技能，但由于教师水平和学生态度，效果并不好。这就更显得所谓的好学校离谱了，明明老师自己懂，学生也聪明努力，最终在就业实效上却作用极为有限——我认为主要被大纲设定和老师态度所累。

“几年后，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老师的重要标准，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对人文学科而言，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觉得课件有助于老师捋顺思路，也能帮助知识的复习，在工科是没什么不妥。对人文学科而言，应该也能节省很多板书的时间，或者纸质材料。从校方角度考虑，要求上交课件，可以从底线上保证备课时间。我觉得折中之策是允许老师自由选择使用课件或者纸质讲义。

“第一次面对那么多说粤语的孩子，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外省人的身份，他们因为同一种语言带来的自然沟通，将我置于一个隔膜的世界。” 这对我来说，很难想象。

“我尽管一次次说服自己，以后还有突围的机会，但我得承认，直到今天，我依然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门，羡慕那些有机会上专业课的同龄人，并以此悄悄设想我生活的另一种情形。” 我这才明悟，上公共课对大学老师来说，确实是很大的牺牲。感谢那些认真教课的年轻数院老师。

自从初中一次模考开始，我的作文就不再写私事了，都是写议论。我觉得作者能在本科对学生有这样的了解，与她的学科和发布的任务有极为直接的关系。

“对外省尤其是偏远省份，诸如云南，有些学生分数都可以上云南大学，但因为想离开父母，向往远方和沿海地区，于是便选择了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的金融系。” 第一反应是“糊涂啊”。想起了让我帮忙填志愿的远房表弟。看来“想离开父母”这种诉求并不罕见。价值观上来说，追求自立自由，也并无不可。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对我爸妈而言，把我留在老家似乎也确实是一种选择。拼一代确实伟大。

“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 一方面是感恩父母，一方面是再慨平凡。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 我觉得多元和批判性思维是一体的，无需特意去培养后者，如果见过多种生活方式，针对同一问题的多种观点，多种......，也就自然有了批判性思维，说白了，就是有可供对比的见识。过度强调应试，会让所有人、所有事，变得同质、一元化。忽然想起我自己和一些同学在高三英语课堂上和老师争议完形填空，忍俊不禁。我想我引以为豪的多元特质，在高中就埋下了种子。感恩。

放任苏式的理工至上继续下去，早晚会是一个机器人社会。

“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 我想这也是老一辈喜欢体制内的原因，他们对这种方式更熟悉，觉得稳定下来才是步入正轨。

“国伟也曾和我聊过，父亲在四会买房以后，母亲曾劝他放弃纸厂的生意，到市区谋一份工作，但父亲的看法是，“打工没有自由，还不如自己做个小老板”。对于内地出生的我而言，这种职业观念的差异，让我颇为惊讶。” 广东人负责开厂，外地人负责过来打工。这是地区层级的观念、文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忽然想到，根源上来说，是拼一代的数量在决定增速，这是最基层、最终端创造价值的人。沿海地区目前还在吸引年轻人。太平洋那边，则在吸引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创业最初期（小于10人）时，成员兼职似乎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昨天的数由，还有今天在书里看见的。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赢了的人会说公平，输了的人会说不公平。

作者无情指出，只有穷人才会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交际技巧和应酬。

傍贵人是成功的关键，要争取露面、引起欣赏。我曾经成功过前几步，也曾一开始就错过机会。下次一定。

“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

“在大多数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和教学生的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人力资源”，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早年，“国家在包揽大学生就业的同时，实际上通过行政的力量，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我大学的9202班，来自普通农家的学生占到60%,通过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 （只有一个没有接受统一分配），这从整体上保证了班上成员仅仅因为大学教育，就能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

现在，“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对二本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认，学生的分化，在入学前多半已完成，教育的实际功效，其边际效应早已递减。”

我在想，其实包分配不只是会对单位忠诚，也会对国家忠诚吧。

“经过多年的实践，从实行效果看，不能说“导师制”在他们本已稠密的课表中，增加了多少知识，但却让师生之间找回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大学气场，在没有任何功利考核的自觉交流中，一群从应试教育走来的孩子，终于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和尊严，发现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是否能兑换为学分或者证件。对我而言，和他们的相处，也让我在永无止境的表格和考核指标中，通过一张张生动、单纯、充满活力的脸庞，找到了一种真实的职业依托。” 作者在没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试点导师制，双向选择，组织读书会和习作交流，可能这才是我当初幻想的大学老师。现在想来，其实高中那种“能叫出名字”的师生关系，在大一的阶梯教室公共课就已经被抹除了，即使大二下及之后恢复了小课堂，大家也已经习惯了生疏。

“初中毕业，婉丽原本考上了兰州市一中，因为家里出不起住宿费，她最后选择了甘谷三中。” 这个人家里本来是村里首富，但父亲出了意外，一堆上下游催债，三叔又搅进了杀人案，父亲作为大哥，被受害人相关人纠缠。之前受他们照拂的亲戚，现在都绕着他们走。高中的时候第二次差点失学。这人的学习时长应该比我多，吃的苦也比我多，拼死拼活克服万难上了一个二本。“在放弃保住第一的念头之前，她几乎天天跑校医院，医生都认识她了，总是说，这个孩子身体都这样了，还在坚持。”北方这种搞法，会损伤身体。让我想起了研三认识的一个衡水的朋友，跟书里这个婉丽一样，神经、睡眠有问题。“高考时，因为压力大，她发挥不太好，尽管当年分数上了兰州大学的线，但填志愿时，没有人给她太好的建议，也没有人对她进行引导，加上她一心想离开北方，想到经济发达的地区看看，于是将目标锁定在广州。但广州的高校，对外省考生而言，有更严苛的要求，婉丽的分数，只够进到我任教的学校。” 她错就错在生在北方。'“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绿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讶得不知道怎么呼吸”。她的大一，安排在肇庆校区，校园的优美环境，再一次让她欣喜，她漫步在七星岩的湖边，仿佛自己置身仙境。到达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在痛快淋漓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后，她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回到北方”。'

看得我都恐北了。

谈谈考研、就业时的第一学历问题吧。我的东北朋友投简历时秒进人才库，他修改了一下本科学历，就过了。我觉得他的能力和工作态度，进那家国企没啥问题。书中的三战复旦哥是happy ending，书中的婉丽是bad ending。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一批人省事了，另一批人失去了人生机会。我作为既得利益者，只能说有些无奈。

“在则良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很少有和父母在一起的画面。父母生下他不久，就选择了躲计划生育，生完第一个妹妹后，还在躲计划生育。至于父母为什么在生下男孩后，依旧要外出偷偷生孩子，则良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只知道，周边的人都将此当作生活的自然部分。” 没想到计划生育也会导致留守儿童。

“他很幸运，在复读班上，碰到了一些好老师，尤其是历史老师，直到今天则良依旧会时时想起。感冒了，老师会将泡好的蜂蜜茶端到教室，给他喝；有一次，拖鞋的带子断了，根本无法正常穿着，老师跑过来，问他穿多少码的鞋，他不知道自己的码数，无法回答老师的询问，但还是收到了买来的新鞋。” 不容易。苦命人也有幸运。这位的亲妈待他如后妈（我很奇怪为什么长子会搞成这样）。即使缺少父母的关爱，他在中学期间还是当了六年班长。

‘这次招考经历，让则良对广州产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记得考试期间，在外面餐馆吃饭时，不小心弄丢了订好的车票，服务员得知消息后，拼命帮他找，甚至去翻垃圾桶，丢失的车票，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失而复得。这件不起眼的事，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关心，却坚定了则良的一个心愿，“我发誓要来广州，要来到这座城市”。’ 这个世界需要善意，善意能改变人生。

'“被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可能会在班里，继续默默无闻下去。”随着和辅导员交往的增多，沐光得以接触系部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逐渐学会了和别人沟通。他的性格变得自信，个性里面潜藏的幽默，逐渐显露，微信群和Q群里，他成了最能活跃气氛的一个，最后被选举为学生团总支书记。' 人生如戏。沐光家其实很穷，小时候的房子漏雨，还是村里出钱建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被这次电信诈骗打垮，反而因祸得福，真是万幸。

自闭症无法用寻常的方式（言语沟通）表达自己。他们中的一部分擅长绘画。

没有风浪，已经是非常幸运。重要家人得患病/过世、离婚、欠债/入狱，自己没考好，随便遇到一个，都够受的。

“正是阅读和文学，帮助他们走出了内心的困惑，也帮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充盈。” 我不知道，或许阅读能让我变得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看见一些情感经历，我在想，对追求者的刻薄，可能会遭现世报，在你追别人的时候兑现。

有些理解中年男人了，我自己其实也在中年化——见识多了，自然就更会吹牛，更想吹牛。引以为戒。

“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早恋，仿佛只要避开了早恋的沼泽，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孩子的前程则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们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如何面对他们对网络的沉迷。” 亲子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

我的高中老师倒是从来没骗过我们大学很轻松。我想这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尊重。

“我们宿舍六个人，平时都很忙，基本没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动、方向都不一样。有个女生，她平时做那种高大上的兼职，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划书之类的；还有一个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个呢，热衷研究少数民族，学习藏语之类的；还有两个喜欢打游戏，但我不能告诉你。” 难得窥见一个文科女生宿舍。

因为计划生育罚款，导致经济恶化的，书中就有好几例。我自己家恐怕也是。一是罚款本身，二是会失去体制内工作。

“1992年，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学。南方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不再作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存在。大学校园里，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再三强调我们要学好粤语，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买到粤语磁带。毕业的师兄师姐，已有人不接受单位的分配，直奔南方寻找新的机会，在过年回乡的聚会中，隐隐约约的成功故事，已在暗处流传。” 难以想象。也许粤港热是独属于他们一辈的文化记忆。

“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

广东有三个群体，客家人喜欢从政；潮汕人喜欢经商；广府人生活安逸，注重日常细节。

很多作品里都讨论苦难。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只有一种苦难，就是贫穷。

操劳一生，天天刷钱/游戏币，也就失去了本心。谁玩游戏只刷钱呢？

'因为爸爸对实业的执念，在家里经济条件最好，同时也是深圳房价最低时，爸爸并没有选择投资房地产，“他觉得投资不动产没什么意思，又不能产生新的价值，他总觉得投入生产，做出产品，才是实实在在地在做事”。直到近两年，面临工厂经营的困境和资产的严重缩水，目睹房价的飞涨，父亲为了给家人一个安居之所，才在宝安区买了一套房子，“尽管在深圳浓厚的炒房环境中，爸爸没说什么，但房价的飞涨，还是让他措手不及，他很后悔在十几年前，手头现金充裕的时候，没去买房、买铺，没有给家庭留下更多的保障”。对爸爸而言，工厂面对的困境，固然让他难熬，而房价非理性飙升对他财富的吞噬，更是从根本上，彻底瓦解了他坚守多年的实业梦想。冰冰面对爸爸精神的变化，也不得不承认，“不知道怎么回事，深圳这几年变了，变味了”。' 痛。

“晚上十点起床，吃完饭就开工。爸爸先去屠宰工厂，将订好的生猪屠宰好，然后将猪肉运回来，送去档口。妈妈则负责去档口打理各类装备，同时将爸爸从工厂运回的猪肉分边、拆分。由于贩卖猪肉分类极为精确，不但要分清猪肉、下水及内脏，同时还要将所有骨头剔除出来，肥瘦也要分开。光猪骨就分为排骨、大骨、脊骨、颈骨头；瘦肉更麻烦，在南方，由于注重炖汤，瘦肉的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丝毫不得混乱，除了常见的肉眼、梅柳，还有猪手附近的猪展和脊柱旁边的里脊。这些琐碎的拆分，工作量极大，需要三四个工人帮忙，拆分最后完成，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拆分好后，父母会去吃点夜宵，然后从早上五点多开始，兵分两路。妈妈回到档口，开始贩卖猪肉。除了零售，父母的客源,很大一部分来自饭店，饭店的人起床早，天还没亮，就会到档口拿货。大约从六点多开始，菜市场人流逐渐增多，妈妈会一直忙着给散客卖货，要到上午十点多，才能将猪肉卖完，收拾好档口回家。爸爸在猪肉拆分后，会稍稍休息一下，然后赶在天亮前，将工厂宰好的生猪，继续送往各个约定的档口。送货完毕，从上午七八点开始，爸爸要赶回统一的屠宰工厂，挑好第二天要宰的生猪。若工厂货源不够，拿不到供货，则会立即奔往深圳周边东莞、汕尾的生猪养殖基地，以保证第二天的货源。生猪价格波动大，对市场反应极为灵敏，爸爸为了价格合适的货源，要跑好几个地方，往往要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家。妈妈十点多从菜市场档口回家后，并不意味着能休息，而是要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开始准备两个孩子的午饭，等到安顿好中午放学回来的孩子，自己洗漱完毕，已到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候，妈妈必须抓紧睡觉，到晚饭时间，则要立即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晚餐，往往等到收拾完毕，安顿好家人，已到晚上七八点。妈妈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这个空当，继续睡觉休息，等到晚上十点，她一天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天天如此，从无周末。爸爸因为下午三四点才能回来，休息时间比妈妈更少。”  虽然很辛苦，但他们在2007年买了一栋6层的房子。后面不用说了。拼一代确实伟大，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