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孤独本身，而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脱离孤独的掌控，如此唯有沉浸于其中将它作为生命里最恐怖的对手，既然不可征服那么就进行彻底地超越。

——题记

前言：人是身怀情感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其自身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决定了人类必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亦正是此种影响不断地激励和鼓动着人类朝向高级阶段的进化。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感之中，孤独所导致的刻骨铭心般的精神空疏感，却成为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作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方面的先驱，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主动或被动接受着各种来自于精神上的压迫。同样，对于孤独感的体验便成为无法拒绝和摆脱的紧箍咒，将牢牢地伴随着文学艺术家终生。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研究者的笔下，还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李白总是以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李白这种定型化的“谪仙人”形象，固然可以为其添加上诸多传奇色彩，用以供后世文人骚客进行膜拜，但是在同等程度之上也就增加了走近李白内心世界的难度，限制了我们正确揭示其思想情感的结晶物——诗歌作品背后的个性特征与心态，从而无法理解其在表现层面隐藏着的内在精神追求和希冀。

一、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身世之孤苦

李白的身世对于大家来说成为一个迷藏，事实上追究其出生地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即便是其个人身份亦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对于后来者而言，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重要遗产。

不管是其出生于陇西说，山东说，碎叶说，还是四川江油说，都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存在。对于这些莫衷一是的说法，都过于偏听偏信，只认自家好的。陇西，可说是其祖籍，但未尝不是李白攀附皇家，李唐皇族隆起于此；可是即便李白再如何胆大包天，想来也不会如此谣惑于己身，所以祖籍说当以此为主。至于山东说，不过李白流寓之处，误听杜甫、元稹诗家言语罢了。最可笑反而是碎叶说，不过是其父辈流徙暂栖之地而已，后来之人捕风捉影评析之说，简直毫无根据。

综合起来考量，如果硬要承认一个出生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四川江油说要靠谱一些。毕竟如李白自己诗作里面念念不忘的，便是其生长于斯，求学于斯，认知于斯的“青莲故里”，而真正让其牵挂，始终让其徘徊于李白思想深处的，也应该是蜀山蜀水的风俗人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出蜀之水为“故乡水”；“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归蜀之路为“乡路”；“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上安州裴长史书》），认相如为同乡之人，惹游子想念的是旧迹“相如台”、“子云宅”。司马相如和扬雄皆为蜀人，汉赋大家，李白自豪地认之为故乡人。

然而我们知道，血脉联系终究对于人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纽带。笼罩在李白头顶的身世秘密，那种欲说还休的吞吐不畅的揪心困惑，不仅令喜欢追根究底的后世勘查者莫名其妙，更让掩藏这个谜底的李白陷入心灵的痛苦。这种来自于身世的漂泊零落感，就像跗骨之疽缭绕在李白心头，让其始终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二、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恒冷笑——性格之孤傲

从古到今，人类在情感上都会遭受到孤独的磨折，然而只有伟大的文学家能够形成文字，用心表达内心上的那份无法排遣的感觉。屈原之孤在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陈子昂之独在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登幽州台歌》）。

在诗艺上受到屈原和陈子昂影响的同时，难免也会相应地接受他们的处世为人方面的有些理念，从而形成了李白个人性格上的独特意志显现，既豪放不羁又恃才傲物，既磊落光明又孤傲清高的矛盾形象。“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傲岸不群或知音难觅的感慨，“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恒冷笑”（《上李邕》），与循规蹈矩的传统卫道士往往格格不入，从而不为世人所理解，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莫名其妙地诟病和攻击。事实上，李白豪侠任性的狂放个性，也注定了其与传统知识分子会产生必有的矛盾。“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得先起尘”（《嘲鲁儒》），李白绝不是这类迂腐文弱如病夫，手无缚鸡之力的“鲁叟”，而是“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的“侠客”，正如其所写“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此时的李白是孤绝的存在，仿佛冰山雪莲。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唯独在这些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和我的天性相符的我，我才既无忧烦又无羁束”（《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李白这种孤傲清高的姿态，绝不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的性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让其始终无法真正走进这个浊水横流的世界。李白既是参与者又只能是旁观者，他的一切努力都最终化为自己的不幸与悲剧的源泉，这种惨淡地寻觅与无力地徘徊，都无法克制住充斥内心的执著情感，即便再尽力地隐藏其内心的凄楚，然而孤独的痕迹仍不断地往外渗透。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理想之孤愤

李白在所作《古风》里，一再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古风》其一），其中透露出来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非常强烈。

李白是怀抱有莫大政治理想与抱负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为宋中丞自荐表》）。他希望能够在完成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地完善自我，并且试图以自己的能力来改变现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四）。对于这一点，李白自身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李白曾经两次入仕，可惜都不能达成理想，徒然遗憾终生。首次是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等人的大力推荐，李白迎来政治生涯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次。李白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对于此次入京为官，李白曾经寄予深厚的愿望。然而此时的朝廷，正处于权臣把持朝政，贤能屡遭排斥和迫害的阶段，以李白耿直性格，如何能够屈服于此，成为黑暗势力的帮凶。未过多久，李白便被迫离开长安，赐金放还，远离政治中心。

李白仍怀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幻想“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韦秘书》），可是却四处漂泊，尝尽人间辛酸，看透世态炎凉。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越来越趋于渺茫，自身的追求与残酷的现实背道而驰。或许正因为这种失望感，他选择了入幕永王府，希望能够抓住这一根稻草，可以实现政治理想。不料肃宗李亨与永王之间却又战起，永王战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最终被流放夜郎，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悲剧场景里。同时，也宣告了李白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政治抱负完全失败。

李白自恃才华怀抱伟大政治理想抱负却得不到重用，只是被当作毫无政治作为的御用文人来给予对待，这种被忽视的强烈念头压迫在他的心上，让其内心升起明珠暗投的想法。表面之上，李白展示在大众面前的仿佛真的“谪仙人”的形象，似乎专注于道喜爱访仙，却忘记了他骨子里仍是儒家思想的嫡传，自始至终不仅在文学上受到屈原的影响，更是在为国理念上亦是受到屈原的潜移默化。如果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人物，那些为国为民的正宗士子，固然愚于忠其君主，实则宗旨皆为其民，忠君是表象，为民乃本质。李白恰好亦是这样群体内部的一员，却始终囿于畸形现实局面，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遗憾终生。政治理想上的失意，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由此产生的孤愤悲慨，逐渐积累成为一种深刻而明确的智慧内省。

四、人生得意须尽欢——生命之孤寂

生命的无度使人难免陷入一种绝望的悲剧情怀，我们在李白的诗文之中，常常会发现其对于生命的悲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终极问题不停地拷问，才造成李白内心里的孤独感更加深重起来。

李白认识到生命与宇宙的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强烈对比，从而感悟到附加于生命个体内在之中的孤独意识。“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其九），这种苍凉的孤寂意识的诞生，并非建立在关注个人生命延续之上的，而是出于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中。

李白终其一生都不曾轻言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把时间看得如此紧迫，对时光的流逝如此敏锐，完全是因为害怕功业无成，岁月蹉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虽然现实残酷地击垮他的理想，可是却无法摧毁他坚强的信念。

但现实的无情终归还是让敏感的诗人感伤于生命的无常，激起内心对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关注，也正是这种无端加重了李白诗歌作品之中的疏离感，从而衍射出来诗人多层次的内心复杂情感投映。在这个人生历程体验过程里，李白不仅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拒绝或脱离，反而用源自于主体方面的强大精神意识，不仅在行为上，更是在诗文中表现出来。

李唐盛世气象恢宏浩大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秉持自由开放的观念，提倡个性鲜明，释放自我特质，不管是朝廷王公，还是贵族士子，抑或平民百姓，都能够怀抱创造理念，张扬出一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气质。李白感同身受如此氛围，自然而然地带上庄严的使命感，让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节操、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都烙印上整个时代的标志。身居罕见诗歌才华的李白，在其一生特立独行的人生旅途里，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和表达，不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完善，希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试图用自己的美好理想为天下尽绵薄之力，改变现实痼疾。

李白张扬自我个性，伸张主体意志的精神，坚守高洁情操的行为，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平民倾向的政治理念，实际上都与执政者格格不入。同时，他忽略了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小看了人心的狡诈与阴险，这一切都让其受尽谗言诋毁，最终被迫离开朝廷，遭到排斥和流放。从李白的诗歌作品里，我们便不难察觉到其内心充溢着的两难性，在看似乐观的豪放洒脱之中，实则蕴含着“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的痛苦心理历程。

李白本欲作翱翔天宇的“鲲鹏”，背负青天扶摇直上万里九霄，可惜却生不逢时只能怀才不遇，终其飘零孤高绝傲的一生，孤独感自始至终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直到其去世都没有能够逃脱得了。据说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大鹏飞兮振分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兮谁为出涕”（《临终歌》）。混浊的世界终究被李白隔阻在他的世界之外，其内心就是他的灵魂舞台，他亦是唯一的、孤独的演奏者、表演者、呻吟者以及构筑者，诗歌便成为证明其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