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白花花的肉身
¨钱静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脑子里开始长出几十对翅膀，试着到处飞，长出几十双眼睛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全方位扫描，展开更为光怪陆离的想象。我们70后这一代，少年时候还没有像现在一样不停抛媚眼来勾引，电子化产品就是录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与现实还算肉贴肉的亲近。在学校，我们除了对异性的身体怀着恶狠狠的渴望，还喜欢美术、音乐、历史、地里、生物，可因为升学考试，它们半途就像擦鼻涕一样被抹掉了。上了中专后，它们也不是重要科目，像后宫佳丽被冷落时间长了，兴趣的容颜渐枯，自我消亡。后来工作了，忙着恋爱结婚、养娃，兴趣爱好成了遥远的记忆。人的一生很像一个精神病人，越往前走，兴趣像衣服一样一件件脱掉，最后只剩赤裸裸的“活着”。
对音乐有些兴趣是在初一时候，音乐老师是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他讲课结巴，眼睛眨了四五次，嘴巴张了五六回，才把一句完整的话说清楚。可他的耐心和漂亮音色弥补了一些结巴带给人的不适感，唱歌倒是顺溜得像面条浸了油，在元旦节给我们唱《牡丹之歌》、《一剪梅》。想象随着他吐出的音符翻山越岭，弄得我的小身体热血澎湃，手掌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到了初二，不再上音乐课了，音乐课成了数学老师的殖民地，不是作业就是试卷来轰炸。有时，数学老师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像日本鬼子，过于残忍，给我们展示他踉踉跄跄的男低音，且冷硬严密，带着寡淡的数学味。我在获得短暂的兴奋之后，鸡皮疙瘩抗拒似的一层层堆起，打了两个冷噤也抖不掉。
上了中专，看到好多同学在操场边抱着吉他手风琴抓抓挠挠、推推挤挤，一个人沉静在动听的音乐里，看着是颇为享受的一件事。音乐老师也是一个年轻男子，瘦高，春夏秋季牛仔裤，暗色横条短袖，冬天穿着比树皮还厚的牛仔服，满身吊着口袋，像个风餐露宿的摄影家。讲课也结巴，他只教乐理，从没唱过一首完整的歌，但我想，他也应该是唱的比说的好听。不过，他教了三年音乐，没唱过一首歌给我们听过，我怀疑他是藏拙，唱出声，一定比数学老师的嗓音还独步天下。我有时纳闷，是我运气不好，都碰上结巴的音乐老师，还是结巴的青年大多进了音乐系，以此掩盖自己拙劣的表达，或者，三四年的音乐教育，看到的都是“哆瑞咪发嗦啦西”，见不到成器的大片文字，缺乏文字带来的表达训练，散失了基本的语言交流能力。他讲的乐理毫无逻辑，像个打架毫无章法的莽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榔头与棒槌之间隔着黄河与泰山，我们把书翻得哗啦响也找不到他讲的是哪儿，脑子跑来跑去，累的够呛。他有时不知如何讲下去，双手撑在讲桌上，鼓着一对凸眼睛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那时，我很为他着急，我仰着脸，希望他从我长满青春痘的脸上发现讲好乐理的奥秘和逻辑性。可是没有，他收了目光，语言的榔头又指向另一个地方，我们又低头翻书找。我原本打算选修他的音乐课，终身有一技相伴，好在女孩子面前卖弄风骚，可他的课如同翻滚的炼油锅，我不敢跳进去。
我感觉，在音乐上我有些天赋，知道一首歌在哪些音上要如何处理才更有美感，嗓子要如何变形才能发出最美的音，可是我得不到系统学习。正接受音乐启蒙的时候，又被蒙上，工作后每天十小时的教学，音乐在我的生活里风流云散，天赋也慢慢斑驳、暗淡。如今，一首歌拿在我嘴里，阴风惨惨，如半夜鬼哭。朋友邀约去唱歌，拒绝坚定，我视歌厅如囚笼，视我的歌声为嚎丧。但仍然喜欢听音乐，它们仍能给我美好的享受，有时胜过美女对我的回眸一笑。
一种天赋的成长，需要启蒙，需要浇水施肥，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没有这些，只能像太监割掉的老二，在岁月里干瘪，风干，永无回春之时。当我们活了几十年后，蓦然回首，发现爱好、天赋什么也没有的时候，自己赤裸裸地在世界上奔跑，只剩下“活着”，一眼看过去，在“活着”的丛林里，满眼都是白花花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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