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挨过了七天，肉体和灵魂都被重度摧残的七天！

我多么希望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可以分离，哦！上苍啊！我只要有灵魂就行了，着身躯让我太痛苦了，我不想要了！要是，要是我能把自己的寿命“分”给身边的人，少活一些年，会不会，就没有这么痛苦了？

这样的台词都是心中默念的，而哭泣，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头深深的埋入被子里才能拥有的特权，我蜷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无需扮演成人们心目中坚强、勇敢、乖巧、懂事的模样，这一刻，我是自由的，我，只是真实的自己！

当夜色褪去，黎明来临，我的时间、我的角色，便又不再属于自己！

年仅17岁的我再次陷入那个无解的思考：如果我还活着，应该为什么而活？如果某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应该完成哪些心愿？

直到有一天，我的好同学、室友兼小闺蜜娇娇打来电话说是我的文章得奖了，还有证书和刊登获奖作品的报纸，那还是我在住校之前参加的征文比赛，然而投稿作品是我的一篇日记，地址留的是即将入住的分校！于是，我和娇娇相约等她下次从分校回市里的时候把证书、报纸转交给我。

我将自己获奖的事情告知了父母和二姐，她们也为我感到高兴，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存寄托——文学！想来，父亲年少时也是个文学少年的，因为热爱都书、写作，且极为努力成了杂志社的主编。

我随后和父亲说想办一张借书卡，父亲递给我一张百元大钞，带着我和二姐去图书馆，我，便这样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借书卡。于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的生活乐趣就是读书，去图书馆走过一排又一排的书架，跟着书架上的分类索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拿回家细细的读，品味字里行间的味道，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我不爱看那时在女生间流行的言情小说，倒是很喜欢读散文，还记得那时自己常常去借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林清玄的书，觉得细细品味可以平心静气、休养生息，也爱三毛那敢爱敢恨的性格，张爱玲的小说太晦涩，读不懂，倒是很喜欢把玩那几句堪称经典的佳句。

就这样，有书陪伴的日子，灵魂，也有了栖身之所，而我厌恶的自己的血肉之躯，也显得那么有价值，不再被我嫌弃。

母亲的爱总是很细腻的，藏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举动之中，母亲为了能让我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到新的生活中，还为我准备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一顶假发，还是梨花头的，戴的时候只要用内部的皮筋勒住前额和后颈处即可，为了让头发看起来像是真的，每次佩戴我都会再加上一个宽宽的发箍，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像是自己的头发了。

同学们回市里的日子到了，这天，我亲爱的娇娇来到我家，将收藏好的证书、报纸、信件一一递给我，并对我讲起了学校的事情，我听着觉得有趣而又羡慕，当然，我也很开心，她居然没有看出我的头发，是假的。

回到家中，我展开宝贝们，心中雀跃，原来，这样的我，连活着对我来说都是种未知且奢侈的我，居然还有可取之处，还可以被人认可。于是，从那天开始，我便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我将自己所有的情愫都揉进文字中，藏在我的日记簿中。

我开始关注各类征稿启示和文学比赛，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描绘邮寄到各地，飞回的，是文学证书、约稿函、还有奖牌、刊登作品的期刊，我渐渐觉得自己的生命原来可以如此有价值——

那时，听说国内治疗我这种疾病疗效最好的医院在上海，于是，父母决定带着我去上海探访名医，恰好距离上次手术已有半年有余的时间，我的身体状况也恢复得比较理想，每日也能走半天的路了，虽说一直用药长不出头发，但只要戴上假发，看上去和平常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父亲担负着赚取医药费的重要责任，所以母亲就肩负起陪我去上海的重要使命，母亲请了长假就带上我踏上了火车，父亲在车窗外的站台上挥手目送，久久没有离去，想来我也能理解父亲的不安，母亲是个憨憨，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父亲操心，母亲连水、电、煤气费都不会缴，让思想还没成年的母亲和一个书呆子病号女儿远足出行，可怕程度相当于将两只从未出过笼子的鸟儿放生原始森林。

一路上，我不安的问母亲，“真的没问题吗？”母亲倒是无所畏惧的样子，说她在上海有个远方亲戚，昭姨，姨、姨夫知道我们要去，会帮助我们的。得知我们还有援兵，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安心的睡下了。乘坐卧铺抵达上海需要36个小时，前方的路还长，不急、不急，多睡会儿。

待我们抵达上海时正是中午，骄阳似火，更何况，此时还是五月。母亲说因为昭姨和姨夫白天要上班没有办法接我们，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找个地方先住下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母亲每日半天睡觉休息、半天游览景点，日子从未过得此般快乐过！我们为上海野生动物园呆萌的小浣熊拍照，也在外滩吹过风，在《情深深雨蒙蒙》的拍摄地上海影视乐园与30年代的旧上海有了一次亲密接触，也去过古镇周庄感受水乡的独特魅力。

但这一切，也只是下课时间的休憩而已，我还是要去医院，露出白白胖胖的胳膊，让护士抽取出六七管血拿出去做化验，为了避免一家医院的诊断有误，我们还要换其他家医院继续检查，但上海的医院是不认可其他医院的验血检查结果的，所以，我的双臂满是淤青和针孔。为了安抚我，母亲会带我去吃生煎小笼包，那是我最爱吃的上海美食。

也许是体力还差，也或许是我很不适应上海多雨而闷潮的气候，我，发烧了，这可是我保命的大忌，记得父亲曾说过，我是万万不能够发烧的，因为发烧对于我而言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母亲在慌乱中连夜把我拖到医院，并打电话找来昭姨帮忙。

到了医院才知道，原来上海的医院发烧者体温不到41度是不给病房床位的，只能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吊瓶，由此，我眼前的画面就是走廊里挤满了蜷缩在长椅上打吊瓶的发烧患者，偶尔有几个状态好点儿的还能坐着打完点滴并自己独行离开。

母亲一边陪着我，一边用体温计反复的给我测体温，“烧还是下不去啊！”我能听到母亲说的每一个字，却浑身无力，只得将头靠在她的大腿上继续忍受。“41度了，该给我们病床了。”母亲向护士喊到，我蹒跚的被母亲和昭姨扶到病床上，却不见病情有一丝一毫的好转，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滚烫、嗓子眼儿里好像在冒火。

护士告诉母亲可以物理降温，就是用酒精擦拭身体，于是，那一夜，母亲未眠，让我，也不得不承受局部的皮肤被酒精一次次擦拭而变得异样，还好，体温好歹是没有继续上升。

这一夜，虽然痛苦，我的小命儿，算是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