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路子”的温州乡愁

多年前一个午后，我站在长江边上，看着随波而行的船只，很装逼地用手机放了首《乡愁四韵》，那时潜意识里觉得台湾人的乡愁必定跟长江和黄河有关，他们写来写去总也逃不开这些广为人熟知的庞大的意象。他们的乡愁太大，东西一大，就产生距离感，变得难以靠近。所以那时我对乡愁是没有概念的。

前几天，和老婆说《恶人传》这部电影很好看。极力推荐后，她打开豆瓣，看到我给马东锡主演的韩国电影打了分，而不是她以为的东北“二人转”，于是嫌恶地说，你们浙南人这个普通话啊……

大学的时候，因为怎么也改正不了的一句吃往放（吃晚饭），我被五个寝室的同学整整嘲笑了四年，直到现在，偶尔跟几个同学见面，还会被当面调侃。

在上海住了五年，尽管还会出现二人转的笑话，但大多数时候，已经没有人笑话我的普通话了，也很少有人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恶魔之语”的味道来。我也只有在参加高中校友会的时候，从那些在上海奋斗多年并小有成就的学长学姐们的发语词收尾词里，能明显听出“温普”的味道来。类似的温普去年借着张文宏的大力宣传，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

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几乎找不到可以说温州话的人，约莫是个外路子了。

对绝大多数在外的温州人来说，乡愁是那些总也数不完的温州美食。有些人的乡愁是糯米饭，猪脏粉，灯盏糕，胶冻，酥排骨，只有回家的时候才会边吃边泪流不止；有些人会把真空包装的鸭舌，鱼饼，酱油肉带在身边，每一次充分加热，便是对故乡热爱的又一次升温。

我的乡愁，在漂泊了这么多年以后，已慢慢从吃的变成了曾经觉得吵闹现在又找不到人一起说的温州话。

“外路子”在温州话里，并不是一个好的词，它是“外路鬼”的直译，带着一股温州人特有的优越感，使用的对象一般是外来务工人员。

但在我的身边，这个词只有在朋友间相互调侃时才会使用，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们，都自嘲自己是“外路子”，留在温州的朋友们，也称呼我们这帮人为“外路子”。

上海本地人聚在一起聊天，相谈甚欢，但奉贤的能听出青浦的口音，崇明的又说自己和浦东的不一样。温州人聚在一起说温州话，基本上车程一小时内的都能听得懂，超出这个距离就慢慢由交谈吃力变成只能说温普了。在我有限的方言储备里，能听懂乐清、瑞安人讲话已经是极限。

每个区、县甚至镇都有自己的方言特点，不同地方的人聚在一起，要嘛开口就能区分出门牌号来，要嘛就是有一部分人提前做了妥协，刻意纠正自己不一样的发音，让所有人的聊天变得和谐起来。从我第一次交到城里朋友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存在，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刻意去纠正自己的乡音。

在“外路鬼”这个词里，涉及到两个一听就能分辨城里温州话和乡下温州话区别的字，“路”和“鬼”。类似的还有，“肚”，“鱼”，“头”，“豆”，“柜”，“跪”等字，镇上的发音跟城里的发音都是有分别的。

印象里，很多亲戚、同村人很早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纠正自己的土味方言，力求在口音上抹掉与生俱来的城乡差距，从前镇上都还是农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语言上加倍努力，力求能有一个和城里的亲戚城里的朋友平起平坐的机会。现在镇变成了街道，农田变成数不清的高楼，我们的农村也终于找到机会跟城里掰掰手腕，人们谈吐间也有了很多的底气，更愿意谈论楼盘，股票及新的商机，没人再去顾忌脱口而出的“头”，“鱼”，“路”们会有潜在的低人一等的错觉。

而那些一开始就强迫自己纠正口音的人，那些在家里和外面说着不一样的方言的人，渐渐地已经说起了一口道地的城里话，宛如一个城里人了。

过年的时候和家里人一起去坐了一趟温州轻轨S1线，从新桥上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双瓯大道站，途经瓯海，鹿城，龙湾，洞头四个区。那天坐车的人很少，轻轨的座椅很冰，乘客大多是正经坐这条线去吃酒，游玩，钓鱼的，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抱着第一次乘坐的新鲜感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两个小时。妈妈中途靠在爸爸的肩上睡得很香，我给他们拍了照片，觉得非常温馨，但是不能放进这篇文章里，不然她绝对会用地道的瓯海话打来电话说，“快点删了，不然把你头都摘下来”。

到了终点站，我第一次听到了温州轻轨里的方言提示，像所有自带方言播报的有地铁的城市一样，女播音员是这么说的：“留心慢慢走，别摔倒。”当时我就被暖到并笑了，我想读到这里的温州人应该也都懂。

今年过年我是跟朋友一起开着他的新车从上海回家的，历时差不多七个小时后，我们在灯火通明的七八点开到了娄桥高速入口。那是我第一次在夜晚从高速口的角度看娄桥，如此的绚烂，又如此的陌生，生平第一次有了和自己的家乡脱离开的感觉，它在迅速地壮大，变好看，富丽辉煌，而我却发觉和它之间的纽带越来越松，距离也越拉越远。

尽管很多年来，我一直都吐槽温州人讲话声太大，太粗俗，像是要跟所有人都吵一遍。但在经历那晚的视觉冲击之后，我竟不由自主地想说温州话了，每一天都想讲上那么几句，不管是闲来无事的“塌逼话”，暴躁的“干木袋”，还是头（jiu）都被吵烂掉的家长里短，我都想说。

我真是怀念说温州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