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2.中国产业链结构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3.新基建会给中国带来的长期影响和机遇有哪些？
4.怎样理解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
李丰：各位嘉宾和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抽时间来跟我们一块探讨一些问题。
我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做早期投资。其实在疫情期间跟大家一样非常焦虑，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也对我们自己、和CEO以及我们的投资做了一些思考。
但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性质是早期投资，因为是金融整个环节和投资整个环节里面最小的那个。因为这个工作特性，导致我们只能陪一间公司，要一块走过五六七八甚至更长的年头，所以我们宁愿用稍微长点的时间来看一个公司的趋势会怎么样。
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做早期投资，在什么事都不太确定的情况下需要对一个企业花钱、培养并相信他们，导致我们可能会在相对情绪上是偏乐观的。
这两件事大概是我们工作习惯造成的，也是今天晚上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的一个理解我们这个角度的一些基础。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思考角度供大家批评和参考的有哪些内容。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考虑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大概有超过十年的时间，正好是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算起，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和影响了今天的一些政治局面也好、今天的一些国际环境也好。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只是从跟经济有关的角度来看。简单来讲，大家都知道的是从2009年的金融危机开始，最大的变化是跟我们普通人听到的话相关的就是我们都在印钱。
尤其当时以处在漩涡中心的美国而言，大家印了非常多的钞票，或者说创造了非常多的流动性。
这件事产生的结果对今天仍然有足够大的影响，在钱多的时候，简单来讲钱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会变得比较易得且大量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出我们用白话来讲叫做用钱赚钱，这件事效率更高，会相对来讲更容易。它的对面是用劳动和劳动效率来赚钱，简单来讲，这句话就是能拿钱赚钱，会用钱赚钱的人就会变得更有钱，就显然就造成了贫富差距。
接下来的结果也不是今天发生的，是在过去一百年各种各样的经济流动性周期当中都大大小小出现过贫富差距加大的结果，使持有劳动效率的人会表达一些不满。
这个不满的表达方式，通常是我要把事情变得跟今天不一样。因为这个经济上的一部分原因造成的这种不满，会导致说我们看见了一些政治现象。
比如说不管是美国选上了在当时让大家意外的总统，还是说英国最后因为原来不经常参与投票的人也参与了投票，或者说因为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英国最后公投选择了脱欧。
大概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在政治现象下面的一部分经济原因。
当然这件事对今天可能仍然有持续的影响，而且这次疫情大家也看到了，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又开始重复并且更激烈的重复2009年开始的所谓印钱的循环。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造成的这种影响会持续存在。可能在之后的5年、7年、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仍然会有这种经济现象造成的政治表象出现。
当然放在今天，放在我们的疫情期间，它也造成了在困扰我们的这些舆论当中各种各样影响中国的或者说跟中国的国际关系、其他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相对关系，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争议。
再往来下，我们来看既然这个影响已经长期存在了，我们自己在讨论我们自己面对的不确定性时看到了如下几种情况，分成长、中、段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大概分成如果看起来基本上在两三个月之内，在5、6月之间，发达国家能大部分解决或者叫控制住这个疫情的话，可能中国已经走过的这三个月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不管嘴上怎么说，大家会先埋头解决经济和就业的问题，毕竟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持续的时间长一些，这就有不确定性，原因是刚才我们讲的，本来已经存在的这些政治现象，因为贫富分化所造成的政治表达这些事已经存在了。
如果疫情影响的同样是这些持有劳动效率的人更多一些，不管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收入，还是他们的就业等等。这种情绪就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发泄，这个发泄如果持续时间长、积累的时间长，在疫情当中因为特殊的情况影响的时间长，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变成一些不确定的政治因素。
当然如果变得时间更长，如果持续到比如说夏天以后，持续到年底仍然不能有效的控制，看起来可能就有更大的政治上的麻烦和动荡在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当中。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最近两天还好，毕竟先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欧洲，包括德国、瑞士、法国，也包括影响比较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都多多少少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了经济的举动。
即便是仍然相对数量高居不下的美国，也开始从5月上旬一直到7月中旬各个不同州之间拟恢复经济的调整举动。如果能够控制住，大家不光嘴上如何说，不管态度如何，大家都会多多少少像中国的3、4月一样集中力量恢复就业，企业也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业务、发展自己的人员或和管理。
这是我们讲过最不确定的一件事，大前提拿掉。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解决不了，可能更多要靠经济学家们，因为这一次跟2009年相比，各个国家我们白话来讲，印钱的规模超过了上一次。
同时，整体的负债水平，包括政府和国家的负债水平也上升得比较快。全世界的这么多钱显然还没有匹配到所谓生产力或者GDP的增长或者总量。这个问题最后会怎么解决？全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也需要另外的5、6、7、8年甚至十年才能看见这件事的最终答案。
把这两个不确定的问题拿掉，回过头来看我们要讲的跟中国有关的事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探讨的主要问题是跟中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到底是怎么发展，第二，我们出台的这些政策从今天来看会影响哪些事情，影响多长时间。
在现在能看到的屏幕的PPT上画了中国大概过去40年同时从今天开始的这些新的政策往后看十年，大概会各自如何形成和起到什么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十年一段、十年一段来看中国的话，凑巧，从所谓1978、198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释放了非常多的农民或者叫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到工业或者制造业当中来。
过去经历了政策我们就不一一考量了，比如说通过包产到户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毕竟中国80%的劳动力还是农民劳动力。
我们解放初这十年多当中的两亿多人，或者按照现在的统计规律来看，可能这个数更大一些。在这些劳动力还经历了在80年代初中期所经过的乡镇企业特定阶段，这个特定名词简单来讲就是田间地头的制造业，我们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就地改造成了产业工人。这是第一件事，这是第一个十年做的事。
这个产业工人起到的作用很大，原因是因为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大概乡镇企业占整个GDP的比例是四分之一，25%。当然从那个之后，大家会比较少的听到了乡镇企业这个词，因为他们开始变成了规模化的民营企业。
换句话说，从我们的作坊开始进行了企业化，甚至后面的股份化。这是第一个十年。
我们讲中国过去的这三个十年或者四个十年的目的，也是为了想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再重复一遍这些有各种特定的政策、特定的产业形态和特定的刺激因素所造成的这些劳动力整个的迁移状况和技术培训状况和产业升级的状况是很难重复的。
再来讲第二个十年，1990年事实上比今天的中国要困难非常多，大概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是GDP增速最低的一年，只有3.6%还是3.8%。是最困难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制裁，那时候比今天困难，是我们真的很难从国外买到东西，也很不容易出口。
而那个时候也很弱小，弱小到了我们那时候国家的GDP两万亿出头，相当于我们2019年苏州这一个城市的GDP，1990年整个中国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经历了这么大的困难，既买不到东西，又很难卖的情况下，中国产业链在那十年里面被迫发展成非常长的产业链，因为买不到所以只能自己造。
造了十年之后，到了1999—2001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件事是我们对内的政策因素造成的。简单来讲，1999年初的时候，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的冲击，所以国家做了一个政策的放开。
造了十年之后，到了1999—2001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件事是我们对内的政策因素造成的。简单来讲，1999年初的时候，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的冲击，所以国家做了一个政策的放开。
换句话说，所有的制造业都可以自行外贸，原来大家需要各种各样的外贸额度和通过专门的外贸进出口公司，1999年初开始，中国所有的制造型企业，大家都可以自主外贸。
第二件事就是众所周知的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事实上这两个事情的起点也造成了之后的阿里巴巴的产生和蓬勃发展的过程。
这两件事影响了再往后年的十年是什么呢？变成了我们很多的制造业需要借助自主外贸和加入WTO这两件事，变成是一个能赚外汇的企业。这是大家都希望的，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中国。
如果你想赚外汇，前提是必须要做到别人愿意买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经历了一次劳动力的转移和基础教育。
我们经历了产业链的变长，接下来这些产业链的结构在这两个政策的刺激下，他们都变好，换句话说做出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尤其还能赚到外汇。
再往下到了第二行，这30年包括延续后的几年，中国形成了什么结局呢？就是我们在这张PPT看到的中间偏下那一行，我们在整条产业链上，除了能源自己这件事之外，在几乎每一个链条上都变成的全球最大。
当然，第一个，就像上面写的，打个比方，比如说原材料，比如说钢，大概中国应该是在1996年变成的全世界最大粗钢产量国家，大概是一亿吨出头。
那时候也有很多世界评论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大概也就能增长一些就不能增长了，但是2019年我们的粗钢产量9亿多吨，排第二名的是刚刚变成第二名的印度，大概1.04亿。再往下是日本，1.02亿，再往下是美国，8000多亿。
印度当然是过去四五年年均增速最快的，但是仍然我们是9亿吨，再往下第二名是1亿吨了。如果举工业品也一样，中国非常少见的是在联合国定义的所有工业品门类的制造业都有，200个以上的工业品我们都是世界第一。也包括化工，化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定量情况呢？我们取2017年的数据的话，大概中国的化工总产量在2017年占全世界的40%，所以你也知道它非常大。
消费品就不用再多解释了。然后再往下那两个环节，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的贸易，经过这30年，特定周期的特定原因和外部内部政策的刺激，我们每一个环都是最大，而且是世界第一。这是我们的制造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以及到今天长成什么样。
2009年开始，当时饱受争议的不管是高铁还是我们为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这四万亿和高铁形成了什么结局？中间链条上面那部分，从物流这个环节来看，中国大概在过去十年造了差不多三万公里的高铁。
按照正常高铁的造价一公里两亿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六万亿的高铁资产，当然我们的高速公路变成了16万公里，可行驶里程也是世界第一，高铁是全世界高铁总和还要多很多。
还包括我们的城际轨道，城铁、地铁，像地铁我们这十年也有6000多公里的新增。当然地铁造价更贵，平均五亿左右一公里，差不多是三万亿左右的资产。高速我们也讲过了。
上面那一串讲完之后，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把这两件事连起来你就会发现，当然，第一是我们有了全球或者说在各个国家当中相对比较大、比较完整、又链条很长的这条产业链。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这个很粗壮的轴上，围了一层交流网络或者叫物流网络。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个第一，从成本效率上来看，肯定中国还可以再提升。但即便按照我们已经修的这些事情来看，航空我们还是第二名的，剩下的港口、铁路、船运都是世界第一。
按照吨公里的成本来计算的话，中国大概物流已经是美国的接近二分之一，美国是我们的1.8倍以上。
这两件事先后发生，使我们变成了长的制造链条，为了使得这个制造链条相互连接和发挥的效率更好，我们在上面织了一层网，使得这些产品和中间品在这个链条的流转过程当中，可以更高效，可以相对成本更低，甚至还可以更快速。这是我们第二步或者第四个十年当中做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在疫情期间为了刺激政策，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经济也好、货币也好这些政策刺激。
其中有一条跟我们所做的基建和新基建有关，我们把它画在了最外面灰色的线。
对于已经有一个轴，已经有一张最高效的网让这些轴之间能够连起来，之后再往下的一件事，我们在外面做了数据化或者新基建。
这些新基建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事情是为了使得我们调度这张网和这个链条当中的环节连接上，可以变成全局协调，并且效率最高。
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叫做整体的供需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以至于我们在这个链条的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去哪里，这是利用网，这个调度过程可以变得更高效。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从我们的角度理解，结合中国现在具有的产业链特点，简单来讲就是那个轴又粗又长又壮，外面那层网是目前为止最密的，当然基建的部分是这次我们要把它织得更密一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再往上一层，我们要使得这个轴加这个网变成有全局调度效率，并且能够更好的按供需关系来进行生产运送和消费。
这是大概我们今天理解说这张图当中，把它放在中国40年或者50年的维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最容易理解或者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
当然这里面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现象，可以简单说两句。比如因为我们有那张中间的轴，就是高铁、高速的那个轴，所以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或者叫做珠三角，或者叫做大湾区。
因为我们可以把足够多的产业在上下游的分布上连成一个小片，同时又让他们整体效率仍然很高，成本仍然很低。
或者换句话说，大家在这次抗疫当中经常举的例子，说江苏是“散装”的，江苏之所以能“散装”，大概也是得益于这些链条又长，它们之间的连接效率又高，成本又低，才能变成“散装”的这件事。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的能源不是自主化，或者只有在那个基础能源上，我们是需要大量进口的。这块我们跳出来讲一个有意思的小例子。
在新基建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没有画，有一个看起来跟几乎所有人都无关的新基建的方向，叫做特高压。
我们拿它来举一个例子，讲讲这件事可能会有的意义，你也就能理解全局调度和效率提升在中国这张网上的现状上为什么会有它。
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大概排名第一的进口金额，花费外汇的大家都知道是芯片，大概高的时候像2019、2018年能占接近三千亿美金。第二名就是当之无愧的石油了，大概占我们两千亿美金来进口，大概1.5万亿人民币。
中国的问题是两千亿美金的石油进口，我们已经在2017年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这个石油用到哪了呢？很多用来做化工产品，石化加工中间品等等，这些也是中国最大的。
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就理解说中国有别的压力，什么压力呢？我们最近这几年看见了非常多的政府来推广，包括这一次来刺激和落地新能源车。
中国现在车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不到200，大概180辆左右。这个数在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瞄向的目标，比我们发达程度高的国家分别是怎样的？
日本在城市结构和人口密度上，日本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450辆，美国更高一些，因为地广人稀而且又是汽车文化，所以他们大概是700多辆。
我们不说美国将发展到美国的程度，我们只是说中国的汽车还有发展空间，我们现在存量两亿多辆。如果在这个存量当中，我们从千人200辆发展到日本水平，不光用几年，三年、五年、七年，发展到日本千人保有量达到400辆，翻一倍会产生什么影响？
给大家举个数，我们每年用在汽油上的消耗总量大概是一点几亿吨，我们每年进口的原油大概五亿多吨，就是我刚才讲的两千亿美元。石油炼成汽油大概是25%，就是4比1。
我用个简单的逻辑来说，我们今天进口的所有石油如果变成汽油，刚好只够我们变成日本的汽车保有量水平的这些增量的大概两亿辆汽车，或者说增量的这2点几亿辆汽车，如果全是汽油车或者商用车的话，大概正好。你就知道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它的挑战，以及包括为什么会发展新能源车。
如果发展新能源车还有别的事，再拿特高压这个事举例子，当然好处是所谓叫既能够高效，能够输送更大的电量，又能节约地盘，因为运的地方远，传输距离也长，损耗还低。
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们从国外进口非常多的石油，我们把石油运到港口，哪怕就近建了一个最大的炼化厂炼成汽油，然后再运送到各地的加油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不管是水电风电还是太阳能等等，我们想办法让它就地上网，之后我们用损耗效率最低的所谓特高压直接把它放到各个充电站，并且假定我们有外面那层灰色，我们还知道各个区域在不同时间到底会用多少电。
跟刚才我们把石油运到港口炼成汽油，再运到加油站，刨除能源战略外，你也知道其他的效率差别有多大。
结论，中国经过了过去的30年从积累劳动力和初步训练劳动技能，到变成一条长产业链，到因为外部内部环境和政策刺激，变成一条相对高质量的产业链，肯定还有差距。
这30年我们积累了又长又相对大的轴，接下来我们还有十年，除了这个轴继续发展之外，我们织了一张网，从密度和效率来说，都已经是全国世界最高高了。现在再接着织密，产业链接着变好的同时，我们在外面做了一个所谓调度网络，就是理解今天的新基建。不管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全局调动，能够协调供需，同时保证我们有整体性的物流和流转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大概这个三件事框起来，理论上如果我们实现的话，在效率上确确实实就会变成非常得高，而且很难超越。因为很少有人或者说其实没人凑巧既有那个轴，轴是最大的，还又长，并且在轴上织了这层网，并且在网上放了一个调度系统正在开始建设。
接下来，我们面临到中国自己的产业结构变化，这是我们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从我们做早期投资来看，我们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大概五年前我们也投了非常多所谓在最后两个环节上的早期创业企业。
最后两个环节就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和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这我块举了几个例子，来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的经济大概正在如何变化。
第一件事我们全资引进了特斯拉，幸亏特斯拉有中国工厂，当然这也保证了它在疫情期间欧洲受影响，美国工厂不能开工等等情况下，股价还创了新高，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工厂的超级生产能力，甚至包括政府帮助它复工复产。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特斯拉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标志性事件，并且还是第一个百分之百控股，就是特斯拉自己独资的工厂在中国建设？
原因是因为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看到了需要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其实它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就是那些软件跟它的智能驾驶，和控制有关的。
我们吸引的外资把它作为榜样，当然这对中国有其他的用处，大家也能看到了，3月份的国产化率是30%，7月份要变成70%，到今年年底要变成百分之百的国产化，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引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因为要带动相关的高附加值的链条。
虽然我们是非常长且非常粗壮的轴，但是从所谓叫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我们大概是21%左右，简单来讲，给了我们一个东西之后，通过我们制造加工链条，卖出去之后增加了21%的价值。
如果我们想既保有这个长链条，又保有足够的量，又能使得在这个链条当中从事的企业和工人们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附加值比例提起来。
提到什么程度？到今天日本第二产业仍然占GDP的20%多，大概四分之一的贡献。日本是怎么留下这条产业链的？日本平均工业制造附加值比例大概是31%—33%之间，换句话说中国要把21%变成31%，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为什么我们引进的时候偏向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4月份，号称美国要搬回去产业链，日本要搬回去产业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日本的例子，是作为全球不管是销量控制最好，同时也是最大的丰田汽车，它的另外一个本事是在所有汽车相关的核心技术上，不管是燃油发动机、新能源还是锂电池，三个都是最好的。
在这个最好的技术，同时又是最大销量的日本汽车品牌在这月初跟比亚迪在深圳正式成立开始了他们一比一的合资公司。
这个是就开始有意思了，中国一年多以前就允许外资在中国车企可以控股或者最少超过50%的比例。所以说如果丰田只是为了赚这笔钱，它大概不需要跟比亚迪做一比一的合资。有意思的事又来了，在这个一比一合资公司当中，最后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设计和开发新的电动车，在开发结果上，最后是用丰田品牌来卖车，但是两个核心技术用的是比亚迪，包括电机、电控、电池和底盘系统用比亚迪。
这个不合理的事在于，看起来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好的汽车公司，到中国可以设独资控股厂，它非要设一比一的厂，它还找了中国的公司用它的技术，并且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这件事虽然是个例，但是有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在我们主动提升过程当中，虫整个国家的层面来看，从事件层面来看，我们也到了这个环节。
另外几件事，今年的4月1号，我们在金融的开放市场当中，大家都看到的不管是瑞银、高盛还是摩根，大家都把原来非控股或者一比一的中外合资企业变成了外资控股，这是我们开放金融的环节，金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服务贸易，而且是高附加值。
除了金融之外，医疗健康肯定也一样，如果跟这个市场有关，你也看到了中国临床市场的开放，包括新药研发。从主动性和吸引外资来看，中国在两件事情和两个方向上都在朝一个目标努力，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链要把最后两个环节也拉起来。既解决前面的产业链条增值的问题，比如因为有华为存在，所以中国有足够多的关键零部件行业的加工企业可以仍然在中国，仍然在深圳，仍然在广东或者仍然在全国各地。
这是我们看到中国自己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从标志性事件入手就可以了。我们下面举了几个有意思的例子，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10年以前，中国典型做国际化，并且被国际接受和认可的企业包括的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好处是它代表了中国制造和中国贸易，全世界很容易接受一间这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代表了中国制造和中国贸易。
当然阿里巴巴现在也已经变成了最后两个环节，不管是淘宝天猫还是云计算、蚂蚁金服还是芯片。
第二个例子是华为，华为代表了一半是高技术附加值的工业品或者消费品，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就是技术、软件、设计这些事情。
我们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美国针对华为做了一些极限性的施压动作，但是华为，我们抽象来看，全世界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像苹果一样好的、代表的相对最高技术水平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国际化一流公司。
这句话听起来定语很多，简单来讲，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能不能接受中国出现一个苹果，代表全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
这件事我们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美国，它碰见了一些挑战，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在改变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在它国际化的过程当中，也碰见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整体对接受中国这个改变要产生的认知变化。
当然我们还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抖音。我们把抖音放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它最像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它在输出的国际化东西里，已经没有软件部分，只有技术、专利等等。
再看国际上不管是Facebook、Google、微软，或者是迪士尼和奈菲，我们在接受这样的公司从美国出来是一个国际化公司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什么都没卖，他们也只是卖了高附加值的服务。
抖音作为一个代表了服务附加值并且是国际化的中国一流公司，为什么这么讲？它也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代表了技术，它没有输出任何产品，只输出了文化、娱乐或者信息流转效率，进行了国际化。
我放在这儿的原因，只是想说基于同样的道理，第一，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二个问题，可能也会跟华为一样，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受到一些阻碍或者波折，因为全世界还需要时间来接受中国能出现一个来自于中国代表了较高技术水平的假定是Facebook这样的企业，这也代表了中国的服务贸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把这两张图对比，中国自己诞生的企业和中国所吸引外资的企业和方向，在我们这个链条上已经非常靠近最后两环，或者开始往最后两环变化了。
我也举了华为的例子，是说中国这个产链条能够较长时间以一定比例的存在的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因为你能提升它的价值，因为华为存在，这些零部件关键加工企业才能较长时间存在在华南，或者存在在中国，来跟华为做更好的配套。但又不以牺牲自己的利润为代价，因为华为的存在可以拉高整体大家的毛利空间。
底下还有一个消费阶段的变化，在我们讨论中国是不是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变量跟1990年的中国完全不同，跟十年前的中国也不相同。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场，中国跟美国差了2700亿美金，大概16000—17000亿人民币，总额两国分别是41万亿多和42万多亿，差了4%。追还是追得上的，去年我们是8.1的历史最低增速，主要是受汽车的拖累，美国是较高的增速，再有一两年就追上了。
今天因为疫情的特殊因素，假定对美国的零售行业多过对中国的4%以后，2020年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单一零售消费品市场。把这三件事攒齐就够了。
这是我们大概今天从商业现象中能看到的跟这张图有关的事情。再往下，过去三周有一篇文章，工信部的苗部长在讲话中说，世界制造有四个梯队，从最好到相对附加值低，中国还处在制造业的第三梯队。
为什么2015年-2019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的话，这篇文章是在苗部长在2015年的11月份说的，换句话说距今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凑巧是我们做刚才那张图上产业升级最后两环集中发力的时候。
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这块举了几个例子，2015年之前还名不见经传，2015年之后中国就是单一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变成了汽车最大的市场。
在2015年之前我们在新能源汽车上，最关键的在电机领域大概只有30个左右的中小型公司能提供电机，到今天在这个新能源电机上，几乎我们已经有95%的国产化了。
另外一个很难的电池上，之前我们大概是接近70%靠日韩的进口，关键电池的材料。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全世界最大的锂电池企业，也包括了偶尔排第三、第四的比亚迪，电池的自给率我们已经非常高了。
最后最难做的就是电控和芯片，电控里面有一个控制芯片叫IGBT芯片，在2015年前中国是百分之百进口的，现在我们只考虑说因为比亚迪从研发到量产用了12年的时间做出来了。从2018年开始，假定比亚迪只考虑自己用自己的这个芯片做电控的话，大概市场占有率也有20%多，因为它有一些相对合作伙伴也用了它的芯片。
除此之外，还有科创板刚刚上市的斯达半导体、中车，还有第二梯队将会上市的芯片厂家，我猜2019年中国在电控领域能够提供关键芯片从当年的零已经变成了30%，我猜这个数在两三年内也会超过60%、70%。
为什么拿车举例子？因为原来的车三万多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超过40%。在车这个最难做，附加值高，产业链复杂，对外依存度高，相对技术附加值也高的终端产品当中，中国在新能源车上，举这三个，电机、电控、电池大概占新能源车成本比的四分之三。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每个人手里都拿的就是手机，手机毫无疑问是另外一个技术附加值最高、产业链最长、技术最复杂的另外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我们举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苹果。大家都说产生了贸易战之后，应该对产业链的迁移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事实上从苹果公司来看，2017—2019年算上中国台湾的话，中国的产业链占比在过去六年当中已经提升到了整个苹果top200的产业链的40%多，如果把台湾地区拿掉，但是过去两年进入了200家，新进去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在大陆和香港地区。
挤掉的基本上是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一些厂家。
另外一个极限的例子，我们举了华为，刚才我们讲了，苹果理论上是一个美国公司，并且在贸易战当中，在它的要求全球最高的产业链并且是最全球化的代表的这个产业链格局上，在贸易战这两年，2018、2019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华为，大家都了解了，显然在过去一年半当中，因为中美贸易战它变成了焦点，所以它被给予了极限的压力。
华为大概产业链结构上什么变化呢？美国的零部件占比从2019年3月份，焦点针对华为升级之前，在它的拆机当中，华为系列手机里面的美国零部件占比大概是17%点几。最近的这一款P40手机当中，华为的美国零部件占比小于1%，其实只有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射频芯片还没有能够完全替代。
但是你看到中国的变化和动力也是一样，我们做早期投资，也投了射频相关的芯片企业，虽然他们是做基站芯片的，我们也看过非常多不同类型，包括华为自己，海思自己也在做这款芯片。我们在产业中看到的现象，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早些时候就应该有人可能能做出，即便不是量产，也是样片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两个极端事例，一个是美国企业的代表，在中美贸易战压力下，在全球要求最高的产业链变化过程当中是如何变化的。
另外一个是同样行业同样技术含量同样难做和要求高的高端品牌，在极限的中美压力情况下，这个产业链格局是怎么变的。当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依存度，我们抽象来看，大概在五年以前，从2015年看，华为大概在手机当中的国产占成本比大概是三分之一。美国大概占不到30%。
今天中国占成本比60%多一点点，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已经小到了1%以内，同时，还有40%的国际依存度，换句话说，它还有很多的零部件跟车一样，虽然特斯拉能百分之百国产化，但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还是有国际依赖或者外部依赖，也不是说中国自己就能把整个事从头到尾百分之百做好。
所以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附加值，虽然我们产业链已经变长，并且升级了，但是仍然有很有的外部依存度。
尽中国的力量和华为的能力做成这样已经是比较极限了，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政治声音如何讲，在经济和产业上，各个国家都很难完全摆脱这个局面。中国已经是竭尽全力以华为为代表，在极限程度下能摆脱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换成其他各个领域和任何单一国家都非常难了。
还有另外两个小的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长的产业链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因是因为对于今天的技术应用来看，跟大概2010年或者2013年、2012年以前的互联网最大的差别是，原来从70、80年代互联网开始发展，更多是解决信息传递效率和方式的问题。
不管是软件、Google、还是Facebook，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非常重要的技术，这个大家应该感同身受，非常多的创业者现在在做的事情，要不然叫产业互联网，要不然叫技术和实体的结合，和制造的结合。
简单来讲，今天这些最难的技术都被用到了真正意义上整个制造和实体或者物品本身这个过程。就是嵌入了真实世界，做的比较多。
大家说不好理解，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今天大家认为最难做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肯定包括了自动驾驶。
五年以前自动驾驶是最热的VC领域，经过这五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大家发现自动驾驶不管你技术再好，最大的要求是你必须跟主机厂跟生产汽车的厂家合作，把你的技术放在它的汽车上，大家联合开发，并且还要有足够多的市场。
用户愿意买这种汽车，买完之后在不停地反馈给你数据和用户需求之后，大家围绕着主机厂生产汽车智能化这件事，如何能让汽车智能化，来不停地迭代你的人工智能驾驶技术。你才开始慢慢走向所谓实用领域。
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你只有自动驾驶的技术，没有造车企业跟你配合，没有造车这件事，没有车在路上跑，没有足够多的市场，大概你只有那个技术，已经很难落地了。
这是中国今天凑巧碰见了在这个领域，也包括机器人，也包括大家愿意讲的产业互联网，这是大概今天看起来在这个节点上最大的不一样。
从40年前的美国来看，让制造业离开了美国这件事在当时还好，因为当时的生产效率，美国70年代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证明生产效率主要来自于计算机制造和相关应用，但是结合得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所以把那个实体部分挪走对当时美国来讲也还好，因为留下了金融、互联网、信息、软件这些事情，还留下了其他的服务行业。
这是我们在这块补充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凑巧在中国，在有这条产业链，并且在技术升级的时候，赶上技术要跟整个链条结合，才使得这个技术作为生产力效率提升的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接下来这张图有一个小例子，我们讲中国的产业链一定会多多少少有所转移，而且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会发展，都是已经放在眼前的。
这个发生的过程，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2019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变成了欧盟。2019年有两个月和2020年全世界都很难的疫情的3月份，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变成的东盟，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
另外一个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数据是，3、4月，全球的物流行业都受到了巨大影响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外贸出口占比毕竟高。这种情况下，你听见的海陆空运铁路等等，这些事情只有中欧班列在2、3、4月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0%—20%。
这些现象的背后，这些数据的背后，从我们的角度理解是这样的，中国的产业链的部分外迁已经发生，但是它先迁出去的凑巧是这些对劳动力总量要求高、或者叫劳动密集型的相对附加值低一点的制造业的链条。这个已经在往外迁，并还将往外迁。
迁到哪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两个地方去了，迁到我们周边的国家去了。我们在这这里画的是我们把这个产业迁出到东盟，包括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对这个产业转移影响的两件事是，第一，因为它的是加工业，所以需要进口原材料或者中间品去加工。
加工完之后，作为一个相对可能的低附加值产品，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品，他需要想办法，最好能就近或者便宜卖到另外一个市场，这样的话，保护中间加工的那部分附加值不被挤压。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刚才我们解释了半天那个轴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凑巧在绝大多数工业品、中间品领域都是全球最大。
刚才我们讲的可能在今年、可能在明年，中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然后凑巧这些国家又在中国的边上，中国为了或者是影响或者是是协助这个布局的完成，大家有人注意到的话，我们除了中欧班列这件事之外，应该在过去几年还分别修建或者是正在修建若干条高铁，包括中缅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还有瓜达尔港，就是巴基斯坦那条港。
这个在产业转移当中会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原因是当你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产业转出去的时候，因为它是相对低附加值，所以它对成本也敏感，对售价也敏感。
对成本的敏感是它对运进来的来料加工这些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就敏感，敏感的概念就是物流的成本要占比低，并且最好物流总量也低。换句话说，从就近地方采购，而且用尽量直接的方式就可以运到，又便宜又快，这就是这几条铁路和港口会直接对不管是东南亚也好，还是“一带一路”、欧洲那也好，可能会起到的产业转移的影响。
你加工之后另外一半是要卖出去，在卖出去过程当中，同样涉及到了低附加值加工产品之后的运出去卖给谁的问题。你又凑巧中国变成了最大单一市场，所以往后看，很多东西还会再卖回来。
卖回来的过程当中，为了不影响中间的低附加值，就要求同样的物流效率高，并且尽量成本节约。
有这些直达的铁路和港口，尤其是从中国直接通航的，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采购相对最便宜的中间品来进行加工，并且是通过一个直通的物流网络来加工，成本最低。
加工完之后，又通过同一个网络，用同样成本最低的方式卖回到全球最大的终端市场，这大概是会形成的产业格局。我想中国在这件事上也做了足够有意义的长期布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无关是铁路还是港口，当然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往后看几年的变化。
如果只看3月份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有意思的情况是，在东盟变成我们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我们是进出口两端在东盟同时增加，就是刚才我讲的现象，为什么会进出口同时增加很多？因为我们把东西运到那加工，然后又把加工完的东西再运回到中国，所以才会两边都同时增加。
讲完这件事之后，你说中国的产业链挪走之后，中国怎么办？就回到上面的要素流动的问题。为什么扯到那？是因为我们投了非常多的制造业当中的高技术企业。
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搬走一个台资的加工厂或者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就空出了一块工业用地，这个工业用再往下应该给谁？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一定知道。每一块工业用地上有GDP产值和长期的税收价值。
换句话说，这些外迁的产业所空出来的这些地，多多少少就变成了可以用来尤其是作为政策吸引，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中间品，或者有科技含量的这些产品的政策优惠。
如果带有制造本身的话，挪出去的培训工人，可以再培训变成相对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终端品的生产制造业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初级的工业或者技能培训。
这件事如果能完成的话，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地方级的要素流动就会变得比较重要了。换句话说，你有多少政策，多少金融，多少土地，甚至能不能吸引到足够好的技术产业工人帮助本地空出来或者流转好，或者能够继续具有的这些资源进行聚集，重新调一遍你的产业结构。
从政策理解上，这是我们整个从刺激政策来看，从中央鼓励进行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进行更高效的配置。
在有些产业资源被空出来，不管产业资源是地还是钱还是工人，这大概是我们理解这件事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挪走是必然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近的这些地区，我们透过我们的物流网络，透过我们是最大的工业品或者原材料或者中间品的提供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国，我们大概多多少少影响了这个产业布局。可能将来这也会是个常态。
第二件事，挪出去以后空出来的那些，或者留下来的那些仍然具有持续经营的工人也好，厂房也好，场地也好，会被各地给予调度的权利，来重新配置吸引更好的产业，能够完成整个链条的升级，或者叫价值的升级。
从我们的角度理解，从我们投过的这些技术企业在各地碰见的情况和政策上享受到的状况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的，可能也是个长期过程。
我们要素流动这件事解释完了，再往下看。这张里面我们想解释的现象，就是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没事干，吃饱了撑的想国家的宏观政策干什么？目的只是为了看看到底之后十年最大的机会或者比较多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这个机会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你把外面那一圈套到或者指向里面的链条和流转上的任何一个足够大的箭头，这个联线基本上都会是之后十年比较大的机会。
比如说你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和物流系统连接，作为足够高效高技术的解决方案就会很大。你把任何的数据，比如说跟医疗联系，跟里面的金融联系，产业链的变化，然后跟生产制造当中的某些环节联系，只要对象足够大，这两个之间的联线大概都是之后十年里面最大的机会。
最后两件小事，以及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在跟同事和朋友交流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一个月以前有一篇非常受争议的文章，是黄奇帆写的。文章的题目看起来太好了，他说疫情之后全球的钱会大量流向中国，大概意思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觉得没有任何可能性，我们先不考虑这句话可不可能的判断，我们先这么考虑，在发生疫情这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当中，发生了一些特殊经济现象。
这个经济现象的第一件事是，大概在3月底之前，20几号之前，有大概持续两周的时间，全球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跌，简单来讲，黄金在跌，甚至很多极客追捧的比特币也跌得找不着北，跌到6000多一点，而且是一下子跌下来的。A股、美股也跌了，甚至美国的国债，美债，大家都在抛，所以收益率都上升。
所有资产都在跌，只有一件事在涨，那时候美元指数涨非常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3月底这段时间从6.9一下子上到7.14，最高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处于不确定性和恐慌心理，极限的情况下，大家把所有能卖的资产全卖了，拿美元，而且拿的是美元现金。这件事发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造成的，同时，你也看到了美联储的刺激，刺激的一个结果是以美国包括很多发达国家，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为代表的是所谓叫储蓄的指导利率，或者叫联邦的指导利率就变成了接近于零。我们叫零利率时代。
这两个现象之后，他们有一些有意思的不合理的情况出现了，你要想象一下，这是一次全球印钱的周期，钱非常多。因为钱相对多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动，钱多的时候，钱就会去冒险，为了赚钱。
在钱非常多的情况下，利率还是零，大家还持有了大量的现金，因为我刚才讲了，把资产卖成现金，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呢？
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中产家庭，你说你真的把资产都卖了，股票都卖了，变成现金，你可能能把现金堆在床底下能堆得下，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显然不可能把巨多的钱变成真的意义上的现金堆在家里，你无非就是放在银行。
不管是不是放在银行里，你基本上只有贬值这一个出路，在你持有大量现金的情况下，因为利率是零。然后你又没有进行任何资产的投资或者较少的投资。
所以说不管是因为CPI，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你的钱只会更不值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结果，因为恐慌大家持有了巨大想的现金，但又是在一个利率是零的情况下，持有了大量现金，这是一个有点矛盾的事情。
你也知道，因为这么明显的矛盾，所以这个事不会长期存在。又是一个如此钱多的年代，所谓叫做印钱的年代，在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之后会发生什么？
大概是因为恐慌情绪过了之后，显然你不能把钱放在一个零或者负利率的地方。因为就意味着你把钱堆他那还得给他钱。
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做资产的重配。这个资产重配的概念就是，我先持有了很多资产，卖掉了绝大部分，持有了现金。因为持有现金不能赚钱，还会亏钱，所以我会重新再去投资，最少以谋求保值。
在重配资产的时候，你会考虑什么问题？你大概会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安全性。因为你刚被吓唬了一回。第二个问题，在不那么害怕之后，你大概会谋求增长性。
安全性是什么？当然黄金从低点开始，1500已经涨到1700多了，比特币也从最惨的6000多块涨到7000多块，假定比特币是避险资产，我们就拿这两种举例子。你也看到了什么叫做现金重配资产，恐慌的时候全都跌下来了，慢慢的避险资产开始往回涨。
但是你毕竟不能只避险，还是要赚钱，要投增长。什么地方安全和什么地方有增长，我们今天不做判断，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答案检验方法，是因为这次疫情没有任何例外，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参与答了同一个卷子，到底怎么能够对国家的人民和经济进行保证这个问题，这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性。
与之相应的还有增长性，什么叫增长性？就是这个卷子每个人都答完提交了之后，后面还有两道附加题，这个附加题就是，到底在控制住之后，各个国家是如何刺激和恢复经济的附加题。
这个附加题答得好，就意味着你的措施得力，你的增长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修复或者恢复。
主要那个卷子答得好，是说你在控制管理整体的效率上是不是好。
我们今天不放答案，我猜答案如果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短期的疫情影响，大部分发达国家能控制住。
如果之后大家再花两三个月来回答附加题，我想经过四五个月之后，我们就能看见全世界在这个答题和附加题上的最终回答标准，这个答案没有统一的，但是这个答案钱自己会做判断，钱会怎么做判断？钱会用重新配置的过程来告诉你谁答的分数高一些。
简单来讲，它觉得相对安全有效，且在附加题里看起来增长性恢复得还挺好的地方，会先获得这些钱的青睐。
这个答案我们不用互相说服，我们也只需要耐心再等四五个月，大概就能看见第一波被批完的卷子出来了，过一年就会看到足够多或者相对标准的答案出来了，到底在这个里面班级里面排排名，谁排前面，谁排后面。
但是这一次情况极其少见，是因为非常少见在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周期里，在一个钱多的时候，大家先是大量持有了现金，同时银行的利率还是零利率，所以持有现金的这个状态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但是出现了。
很快就会从持有现金转向持有资产。但这是一个特殊机会的原因是，如果是一个已经配置好的资产。
打个比方，因为前两天中国银保监会刚才做了中国三万户居民的调查，讲了中国居民财产配置情况，简单来讲75%在房地产，25%在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三分之二在无风险收益上。
这是中国的家庭资产状况，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没有突发情况，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会逐渐按照收入状况来调整我是不是房贷压力轻一点，多投一点钱，大概会缓慢调整。
但是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导致你一个礼拜之间突然把房子全卖了，把银行的钱全弄出来，现金拿在手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恐慌、战争其他的疾病，你突然一下子把300多万全变成了现金了。
经过了这个疫情，就出现了第二件事，你发现显然不能拿这么多现金，因为不赚钱，你立刻开始重配。但是这次重配的时候，可能跟第一次75%25%，25%里面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比例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以前没有这么剧烈的变动机会，因为以前没有大规模变到现金的过程，但这次会有点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最终如何兑现？我们不谋求说服大家。
但是我偏支持黄奇帆的观点，我们不争论这件事，我们只等着答案揭晓。
我们看看我刚才讲的这个观点里的另外一些佐证，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现象，是最近这一周，最热的是这位同学，苏世民。说是为了宣传新书，你可以想见，在苏总之前，最著名的是达里奥，包括最近也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他们两位显然是相对管理基金规模最大，也是相对最聪明的基金管理人之一，要不然他管不了那么多钱。同时，他们也算是最有钱的人之一，在金融行业。同时，你可以显然想到，他们是时间最值钱的金融从业人士之一。
这种情况下，这两位老兄最近这两个多月都花了非常多时间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在中国的粉丝，通过不同的刷脸方式。
作为如此视时间为最重要价值的人，在这个时间点还到中国来宣传，特别不方便的时间点，还花了麻烦、精力和时间来中国宣传和获得足够多的接受、熟悉程度。
我猜他们干这个事应该也不会是只为了卖本书，要是只为了卖本书，只为了卖个原则，这花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所以一定有别的原因促使或者说吸引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增加了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和曝光。
当然国内也有相关的例子，比如说这页提到的大家都疯传的两个最大的券商要合并，我想是因为4月1号出现了外资券商变成了控股券商，甚至再批独资券商，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最大的变化。
当然这里增加了一个变化，凑巧我们今天直播赶上了昨天中国出了创业板的注册制。稍微多说两句，今天有记者问我的时候，说你怎么看这件事？肯定对我们是个好事，因为降低了上市的门槛等等，增加的退出通道。
这件事的背后是这么看的，中国在过去十年或者十几年当中，资本市场的重大变革都是在特定的内外经济环境当中产生的。
简单来讲，我们的科创板是在2019年发生的，2019年我们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我们的内外部，外部金融危机，内部增长压力，为了解决直接融资的问题等等，我们放开了科创板。
大家也毫无疑问，刚刚经历过我们的科创板是在2018年宣布，2019年开始开板交易。2018年到2019年中国经历了在调结构过程当中的增长的痛苦，或者叫增长的压力，同时面临到了中美贸易战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了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和技术创新两件事，我们大概开始了科创板特殊的资本市场。
你放在今天，全球经济都有挑战，并且还凑巧发生了中概股在国外不好的影响。加上在这个特定时间点下，我们要大力的不管是科技还是内需都需要提倡，然后中国已经在政策上主导或者推动了多年，要去杠杆增加直接融资，减少中间融资成本，我们再放开资本市场的门槛。
我猜这里面也有部分的含义和可能的动向是我们如果放开特定结构的话，可以吸引中概股回归了，不管是对于科创板的新注册制怎么看了。
简而言之，中小板也是因为在经济压力下需要细分制造业龙头的融资便利性和融资的成本降低问题。
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些变革都是有历史含义，发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上，用我们刚才这一大串东西来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也比较容易。
最后一个小问题，在疫情之后，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刚才解释了半天都是解释中国是什么样，和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及中国从自己的意愿来看会去哪里？
疫情之后，全世界变成什么样，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有任何答案，只是我倾向于可能会偏区域化，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多极世界。
在我得到答案的过程中，非常感谢，我借助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虽然是25年前的书，但是他写了一个非常重要历史阶段，它大概写了20年全世界从两极变成一极，就是从冷战结束到前苏联解体。在这个两极变一极的过程当中，世界是怎么变化的。
从我的理解，我感触很深的几件事，只看前三分之一就能得到这个结论。第一个问题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当世界从两极变成一极的时候，并没有所有的事围着一极重新来了一遍。
第二句话，他们分别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联盟，比如松散的国际性联盟，为了帮助大家形成广义上的连接和相对更紧密的区域性联盟。
第三句话，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对我帮助最大。他说在抽掉了一极之后，这跟我们看世界和看公司一样，你本来是平衡状况，抽掉一极之后，显然产生的结果是大家会动荡一圈。
在动荡过程当中，第一个，有人选了既接受西方化，又接受现代化。也有人选了既不接受西方化，也不接受现代化。还有人选了只接受现代化，没接受西方化。中国选了最后那条路。
他在答案中给出两个同时接受和两个没有同时接受的答案，要不然结局不一定好，要不然经历了周转过程后，大部分的国家都回到了有自己文化立场或者叫文明历史的这个文化上。
简单来讲，比如说拿日本举例子，可能先西化，接下来西化现代化的时候又回归到完全具有日本历史传承的某些文明文化和相对独立性上。
当然也举了俄罗斯的例子，毫无疑问也有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等等。在区域化当中，他描述的结果是，在抽去一个极之后，大家重新调整一遍形成了如下结局。如果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区域，并且宗教不冲突的话，原则上大家会组成一个更紧密的区域性团体。
如果这个区域当中，不管是巴尔干也好，当然包括中东和非洲，如果没有核心国家存在，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冲突的区域，还在不停的动荡起伏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相对稳定的格局等等，还有更多的结论等着大家去揭晓。我只是觉得这本书如果看早了，可能我也不会有这么深的体会，凑巧在疫情期间看有用。
对我最大的启示是疫情这个事有可能是偶然事件，也有可能在历史的角度看拐点的话，是一次我们从一个极向多个极变的过程当中，因为凑巧这是一次美国在历史过往，从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承担了组织作用，但是这一次凑巧没有这个组织作用，中国又凑巧被推到舞台中央。
不管是偶然情况还是历史必然，我们在格局上变成了这次美国没有作用核心组织者，我们权且认为这本书如果能借鉴，考虑从一个极变成多个极或者暂时没有极的情况下，世界会如何演变，提供一个角，供大家参考。
最后做一个结论，没有极是可怕的事吗？不是，我们看中国的互联网世界是怎么发生的。
2008、2009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极都集中在腾讯身上，因为那时候只有它是最大的流量入口，百度正在成长过程中。
如果大家在互联网行业从事的时间足够长，可能还有人记得那时候的腾讯是什么样。第一个问题肯定没有所有人都抱腾讯大腿这件事，虽然是一极社会，大家形成各自不同的块块。
同时当时腾讯也确实比较霸道，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产品腾讯都能截你的后路，包括最著名的3Q大战。
这是一极时期的中国互联网，其实并没有都围绕在腾讯周围，也没有著名的抱大腿说法。
凑巧到2008到2011、2012年之间出现了BAT，先开始推倒这张牌的是百度，花了19.8亿美金买了91。在2016、2017年之前，如果是创业投资，印象深刻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极世界。
在创业当中，大家经常说要不然抱腾讯大腿，要不然抱阿里大腿，你几乎长大以后没有别的选项。
再往下，2017、2018年往后，我们发生这个世界又变成了多极。除了这两个巨头之外，我们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所谓独立第三方又变成了小小巨头或者小巨头，或者巨头。不管它是跟线下有关，还是跟只跟线上有关的，像快手也好、抖音也好、滴滴、美团等等。我们又重新变回了多极社会。
一极的时候，大家没有都抱腾讯大腿，两极的时候大家各自分了阵营。回到多极的时候，又不典型春天大腿的问题，虽然腾讯仍然通过投资占据了比较多的江山，虽然很多人拿了腾讯的投资，也仍然是相对独立的极。
我们打个世界的比方，即便是它跟中国或者美国关系好，也仍然尽量保持了独立性。就跟这本书里描述的，虽然经历了西方化和现代化，但是最终回归到自己的基因和自己的成长文明上。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我们在互联网，我取2008年是因为2008年我开始做投资。在过去12年当中，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跟我们的政治世界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一极到两或三极，到多极这样一个过程。
整个生态大家也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只用来解释说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但其实我们也经历了足够多的格局变化，感同身受在其中。
今天往后看，我们跟这张图的最后某一个状况也阶段性类似。所以这个内容供大家参考。
今天我们知道所有民营企业，包括华为在内，都是从最穷的一个人的民营企业开始的。只是他碰上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商业方向。
比如说如果没有90年代初的电信业改革，大概就不会有之后的两间著名公司，这两间著名公司从事对分拆以后的电信运营商做硬的服务的那个公司，长成了今天的华为。
对当时的分拆以后进行了相对市场化竞争的电信运营商做软的服务的那件公司更著名，叫腾讯，因为它最早是给运营商或者相关做腾讯服务和腾讯服务相关软件，也包括Bp机软件，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有了商业机会。当然后来做的也一直是跟通信有关的软的服务。
很多人在问疫情之后对什么行业的影响会比较大？
我们从最粗的角度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中国的技术发展，我们往前追溯一点，我们讲这条链条的时候，中国技术行业的发展本来没有这么快。谁把这件事变成了这么快呢？其实客观上讲，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和国际环境造成的。
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们投这些方向，我们感触非常深。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贸易战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有非常多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的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大型企业，不管是汽车还是手机相关的。它大概不会很愿意一上来就用一个创业的技术公司所提供的核心技术产品。
简单来讲，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大概可能包括华为也好，包括小米、VIVO、OPPO不一定愿意用国内创业公司做出来的零部件。
凑巧这个外部环境造成，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链和产业链安全，比较快的给了这些新技术公司机会，进入这些最核心和最大的企业，变成他们的核心供应商。
因为有这个循环在，才使它变得比较快。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看待疫情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简单的事，听起来非常悖论。在疫情期间最受益的行业，或者疫情期间发展最快的行业，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变成竞争最激烈的行业。
打个比方，我们今天在得到跟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也使用了视频会议，大家都知道，在线学习这件事显然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展高速超速增长的疫情期间的行业。
这个问题来了，经过了疫情之后，正好今天学而思在美国发了财报，经过了疫情之后，但凡还能活下来的线下教育企业，一定应该已经把如何做线上教育这件事学会了，要不然它活不下来。
这些企业在疫情之后，会产生如下情况。第一个问题是，用户你我显然不会再花这么多时间来讲直播和听直播了，仍然会存留，但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了。
在用户的总需求量、总时间量减少的情况下，会做线上教育的企业可比以前多了很多，会做线下教育的企业反而少了很多。因为那些没学会的线下企业都死了，所以导致的结论是线下竞争之后反而不激烈，但是剩余的这些线下的都会了线上。所以你想想，今天最好的线上教育在疫情之后是线上好呢，还是线上+线下好，还是线下好？
我们举一个反例，大家都说疫情期间影响最大的是餐饮，餐饮毫无疑问到今天仍然非常不好。你可以想见的一个结果是，经过的疫情之后，还能活下去，并且还活得可以的餐饮行业一定已经第一非常好的学会了怎么做线上外卖，第二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堂食外卖结合，做了所谓的私域流量，圈了用户的群，而且通过圈群还加深了。
除此之外，拿海底捞举例子，还有可能的情况下，是线上过了疫情之后，有很多的线下餐饮门店会被迫倒闭。对于仍然能健康活着的这些餐饮企业，它可能线下拿门店的总量和成本都会大幅度度变好。我可以想要哪想哪，甚至很便宜的房租拿得到，因为已经没有别人来抢了，或者抢的人少了非常多。
同时这些线下餐饮企业如果活下来了，它可能还学会了在线上电商平台卖半成品、原材料和预制菜。
过了疫情之后，又有更好的线下空间和条件让它扩展线下门店，每多扩一个门店，就把这个本事带到新门店里。
今天看起来最不好的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也许有可能是经过了疫情之后，因为它锻炼了新本事，优胜劣汰之后，反而会武功更全面一些。
除此之外，拿海底捞举例子，还有可能的情况下，是线上过了疫情之后，有很多的线下餐饮门店会被迫倒闭。对于仍然能健康活着的这些餐饮企业，它可能线下拿门店的总量和成本都会大幅度度变好。我可以想要哪想哪，甚至很便宜的房租拿得到，因为已经没有别人来抢了，或者抢的人少了非常多。
同时这些线下餐饮企业如果活下来了，它可能还学会了在线上电商平台卖半成品、原材料和预制菜。
过了疫情之后，又有更好的线下空间和条件让它扩展线下门店，每多扩一个门店，就把这个本事带到新门店里。
今天看起来最不好的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也许有可能是经过了疫情之后，因为它锻炼了新本事，优胜劣汰之后，反而会武功更全面一些。
所以你问疫情会有什么影响，最简单的道理来讲，就是疫情期间看起来短期特别受益的行业，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挑战或者竞争。看起来最惨的行业，如果一旦活出来的人，一定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新武功新本事，所以能变得非常好。
2020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