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情合理不应该合法吗？”换句话说，合法的不就是合情合理的吗？这是我在刚学法学这个专业时，便有的疑问。很多时候，似乎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在刑法学中的很多判断是否犯罪的案例，我尝试着就可以根据合情合理来判断，如意外事件，在人们根本无法预断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不好的结果时，他不需要为这一结果负责，这个很容易理解，他做着大多数人都会做的“正常”行为，没有妨碍他人的权利，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好结果的发生就如名词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意外”，于情于理，无过错可言，他当然不用为不好结果的发生负责。
若说是对的，我却又发现了不少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在法律上却被认为是合法的，或者合情合理的事在法律上却是不合法的，于是我在网上寻求解释，而得到的答案却是合情合理与合法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而读了《乡土中国》，我有了更深的理解。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一下“情”“理”“法”的含义。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并不崇尚法治，法的代名词是冷酷，严苛，这从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崇尚法治的王朝——秦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可以看出。代之，则是自成一套礼治，而礼治的依据就是礼法，法律的效力源于人们对其惩罚手段的畏惧，礼法的效力源于对传统的敬畏，而非作为后果的“教化”。关于礼法，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行为规范，扎根于人的一行一为中，我们应该遵守礼法，而没有理由，因为我们的祖辈依据礼法，达到了社会稳定，做到了“无过”，被证明是有效的。而我们所说的“情” ‘理’就源于礼法，源于我们脑海中最单纯也是最稳定的、传承自祖先的、被时间检验而没有被淘汰的世界观，人生准则。我们在生活中判断一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很少有人会想着法条，以是否违法作为对错的依据，而往往条件反射，第一时间根据我们的“情”“礼”来判断。就像费老说的，法律的运用前提情景是“环境一改变，谁也无法依着法子应对新问题”。法是用来解决超越传统的问题，其复杂性超越了简单的对错。
礼法，也就是情理分辨对错，而法，在于厘定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基于情理又超越了情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很少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单纯的判断对错是武断的，而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分，以此来保障公平。在中国人的基因中，受传统的道德、文化影响，有“大是大非”的判别倾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的。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乡土社会分崩离析，人们离开世代依存的土地，告别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的社会。“基于传统的情理的效力在一个变迁的社会中难以保证”，一个人在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人往往就会不断发现新的自我，突破传统的束缚，做出不合情不合理的事。
寒假同朋友去法院听了一个案子。主要的内容如下：老伴去世后，老太将老伴名下的房子在征得两个儿子口头同意的情况下，卖给了另一个人，后来，因为拆迁或房子涨价的原因，以房屋不属于老太完全所有，而是老太和两个儿子共有，老太无权卖出房屋，而卖房合同上仅有老太一人的签名为由，在“卖出房屋”几个月后反悔，并最终将事情闹到了法院。从情理上来看，尽管两个儿子没有签名，但都口头同意了，根据人与人诚信的原则，当然他们没有理由要回房屋，但在法律层面讲，却值得商榷，毕竟合同是否有效还不一定。这就是情理与法的冲突。在《乡土中国》中也有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通奸的汉子被对方丈夫打成重伤，因为法律中没有通奸的罪名，却有故意伤害的罪名，因此通奸汉子没有受到惩罚，而丈夫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件事情在乡间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传统的乡间伦理依旧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却又有部分人“先进”地学习了法律或者受到了法律的有悖于乡间伦理的保护，这就产生了情理与法的矛盾。法律因有悖于情理，很多时候在人们眼中，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眼中，就是恶法，至少不是正义的化身，而使用法律的律师也往往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这就给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一个巨大的障碍。
究竟是情理迁就法律，还是法律迁就情理呢？学法懂法的人多多少少都懂得“法不容情”，依法办事，法律怎样规定就怎样行使，否则法律的权威就会动摇，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就难以维持，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可是难道真的应该是机械、死板、形而上式的吗？不容情理吗？ 中国传统“以人为本”，情理本身就在人们心中占据高地，法律迁就情理，似乎没什么不对。每年都会有几个案子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从好的方面看，是人民监督法律的实施，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不失为“舆论绑架法律”。
费老指出，“法治秩序尚未建立，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已发生”。特殊的过渡时代总会产生各色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聪明人的大国，钻法律空子的办法层出不穷。在我看来，不断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征程还需不断向前推进，使法治思想如同情理一样深入人心，使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不再是“大是大非”，使人们相信法律，使法律贴近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当然，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殊时代赋予我们法律人的光荣使命，我们将在中国的法制史，中国人民的思想发展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那个法治完善的时代，情理与法将不存在矛盾，他们会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两大支柱。
作者：孙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