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都不在了，你们家又没有儿子，凭什么分祖屋的拆迁款，我儿子是长子嫡孙，要多分一份。"大伯理直气壮的说。

"就凭我爸是爷爷的儿子，我是爷爷的孙女，即使我爸不在，我妈和我都有权继承爸爸这一份。再说爷爷没立遗嘱，他的房子征用了，拆迁款就要平分，你敢吞了我爸那份，我就去找律师告你。再说当今法律也没有一条，长子嫡孙可以非法占有叔叔的财产！"我据理力争。

大伯和三叔，小姑都看着我，不敢再吭声，我妈站在我身旁，不敢说话，我感觉到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抖，我搂着她的肩，示意她别怕，有我在。

那一年，我读高一，为了帮妈妈拿回爸爸的那一份拆迁款，在奶奶家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跟大伯对抗到底，最后他们知道我不像我妈那么软弱，再看到我那张不好欺负的脸，他们不敢再造肆。爷爷的房子拆迁，因为大伯，三叔和小姑都要钱，我们也随大众了。拆迁款平分之后每人30万。

我妈说这钱要是早些分下来，爸爸可能就有救了。爸爸在我上初三的时候诊断有胃癌，当时，我妈向娘家亲戚朋友都借遍，也没筹够救治爸爸的医药费。

妈妈只好去向做房地产生意的大伯借钱，但他却说，"弟弟这病都到了晚期了，再多的钱也只是给了医院，救不了弟弟，你还是面对现实吧！"妈妈听了他的话，很气愤，却不敢反驳。

她回来，只是哭着向我诉苦。我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担心，爸爸会好的。"但我心里知道这病没法治，只希望爸爸在保守治疗中能多活些日子。然而，爸爸还是没能挺过去，留下我和妈妈走了。

妈妈是一个软弱胆小的女人，在工厂里，车间里的人见她丈夫去世了，把那些最难最不好的工作留给她干。尽管她心里不愿意，还是默默的完成。

回到家里，她又向我投诉那些人欺负她。我说，"妈，这不是你的工作，你可以拒绝她们。她们只是普通员工，凭什么把那些工作推给你？"

妈妈说，"我不想跟别人吵，吵了也没用。毕竟是一场工友，我不想大家见面不愉快。"我知道我妈的性格是这样，只有暗地里跟自己说，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上大学，读法律，将来做律师，不让妈妈再受别人的欺负。

在没有丈夫的日子里，我妈不仅在工厂受欺负，大伯，三叔也常挤兑她，有些好事的邻居也是这样搞事。我读高二的时候，一个周末，正在家里温习功课。

一个邻居的孩子，大概七，八岁的年纪，竟然向我家的窗户扔石头，把一个窗户的玻璃击碎了。我见他匆匆跑回家，我火了，马上跟着跑到那小孩的家门口。

刚好那小孩的妈在门口，我说，"阿姨，你家孩子扔石头击碎我家一块窗户玻璃，你看怎么办？"

那孩子的妈妈竟护着自己的孩子说，"你不要瞎说，我孩子可没做这事。"

我火了，"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出来问清楚，我没冤枉他。"我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拉着我往回走。我说，"妈，这明明是她的孩子做错了，我们为什么要退让？"

"要是你不赔钱，我叫警察，你这样当妈是害你的孩子，让他犯错不承担责任，你认为他能学好吗？"我因为激动，说话很大声，很多邻居都围观而窃窃私语，可能那女人理亏，不想与我争持下去，赔了五十块钱给我，我才和我妈回家。自此之后，邻居们都知道我不好欺负，也不敢招惹我们母女两。

善良软弱的女人多会被人欺负，所以，为了保护妈妈，我很努力地读书，也如愿考上政法大学。妈妈既高兴又安慰，但有一件事让她担心不少。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但做的都是一些杂务。我很希望有机会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无奈我做了两年还是寂寂无名，所以，找我的多是一些简单细小的案件。

有一天，一位农民工来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帮他打官司，因为他和几个同村兄弟帮一个地产商建房子，建好了，地产商却拖着他们的钱不给，那些有名气的律师嫌这案子追讨数目不大，没有价值，就把这案子推给我。

我一看这案子，追讨的金额不算多，五十万，但这地产商却是我大伯的公司，我有些犹豫，但看到那农民工那张被太阳晒黑了，布满皱纹的脸和那粗糙的双手，我觉得应为他们讨回应得的血汗钱。我接了这官司。

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她劝我不要接，毕竟再不好也是大伯。我也跟大伯的律师沟通过，希望大家协商庭外和解，但大伯说非要在法庭分高下，因为他不把我放在眼内。

没办法，我只好应战。我见了那几个农民工，充分收集所有证据。开庭那天，大伯认为胜券在握，但在法庭上，我以充分的证据为农民工讨回了公道，也赢了这场官司，本来，这种案件不是什么特别案例，但因为我名不经传打赢了一个有名气的大律师而让我出了名。大伯只能赔偿农民拖欠的工资及庭费。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为了保护妈妈，我不但有一张不受欺负的脸，还有一颗坚强正义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