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十一月份了，似乎又要到了雾霾的季节。我们对于雾霾的态度是件让人颇为玩味的事情，雾霾接连来到时，铺天盖地的声讨和反思，但每当春暖花开雾霾走远，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和言论就变得极为稀少。鲁迅先生为何要写《为了忘却的纪念》，除了对于牺牲学生的怀念和对当局的愤慨，也许也带着三分对于人性的无奈和叹息吧。“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大家都很忙，所以……背叛也就背叛了吧。这样的情况适合整个人类的环境保护史，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湾……在城市化进程更加迅猛的21世纪，在互联网将人类几乎完全捆绑的今天，上世纪那些触目惊心的环保案例，逐渐沦为纪念日的宣传牌素材。而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在资源日益贫乏和国家、宗教、种族、经济、政治等争斗逐渐强化的重压下，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也仅仅是“身外之物”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提七十年前的《沙乡年鉴》虽然显得有些“脑筋古旧”，但确实很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这样一类书或者一类人，足以改变世界，却藏之深山，他们时不时在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默默地一闪，遗憾的是人类遇到启示的灵光，却总选择视而不见。《沙乡年鉴》和其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即使《沙乡年鉴》被公认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圣书”，利奥波德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和“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和他的书仍然未能最终扭转人类的观念。
人们将《沙乡年鉴》和《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称为自然文学的三部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瓦尔登湖》描述的是一种理想而美妙的人与自然、《寂静的春天》讲述的是一场触目惊心的自然之殇，那么《沙乡年鉴》更像是这正反两者之间的总结和哲思。利奥波德先是在书的第一部分记录了类似《瓦尔登湖》一般的生活，他和家人在威斯康星州的沙地农场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逃避现代文明，“用斧头和铲子去重建自己的生活”，那是他们的“沙乡”。书的第二部分则很有《寂静的春天》的味道，利奥波德作为一名美国生态学家和环保主义先驱，他用四十年时间走遍美国，记录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侵害，特别是那些因为我们最终绝迹地球的生物。
然而，这并不是《沙乡年鉴》的全部，甚至《沙乡年鉴》的精华和经典恰巧是在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利奥波德提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核心理论——土地伦理。这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在这本并不厚的小书中是那样被自然而然地提出，没有丝毫文本上的突兀感。那是在沙乡辛勤劳作的日日夜夜的感触，那是四十年告别绝迹生灵的深深反思。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的道德规范需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道德的权利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界实体。继而，利奥波德拓展了土地的概念，他认为土地并不单单指土壤，它还包括水、植物和动物，当然也包括人，这些因素一起组成了土地共同体。利奥波德提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那么它们之间不单有竞争关系，还需要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就需要伦理来调整和维系，由此土地伦理正式完成了自身定义推演的逻辑闭环。
很多人习惯于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概念止步于单纯的环保理念，最多当作一种领先于自身时代的生态观。这其实低估了利奥波德的贡献，或者说低估了这种伦理视野下的价值本原。利奥波德一生所实践的，其实更是一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他说道：“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利奥波德认为这种和谐应该是尊重宏观土地概念中的一切成员，成员之间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土地伦理规范正在改变人类，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土地的一般成员，这意味着要尊重该共同体内的成员，也要尊重整个共同体”，只有这样的和谐，才能实现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同体的稳定。
当1927 年生态学家查尔斯•艾顿首次提出食物链一词，人类其实就面临着一种伦理和逻辑上的二律背反。因为从食物链的角度看，人类确实已经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如果按照完全的自然法则，那么狼要为羊的生存负责么？人类如何去解释自身在食物链中的这种普适性和特殊性，将直接关系到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取向和认知角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波德的贡献就在于，他从概念层面完善和丰富了食物链和生态链的定义。虽然食物链客观存在，但它应该是在一个共生美学的宏观背景下的生态概念，这样一来，至少人类不会在概念层面就走得太偏太远。对于这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利奥波德有着完全田园诗般的描述，那是完全“瓦尔登湖”式的诗意的定义（从文字优美角度，自然文学这个流派虽然小众，但绝对值得一读）：
“一棵橡树代表了一段自洪荒年代以来的历史，一条鳟鱼装满的并非鱼篓，而是‘我的记忆’，群鸟歌会、空中舞蹈、河水绘出诗意的画面，则是值得通宵守候的享受。即使是荒野，人寓于其中，亦自有一种犹如水墨画般天人合一的意境。事情要是真这么美好就不会有现在还没解决的历史悠久的问题了。”
如果要将这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进行一次更加明确的概念代言，那也许就是利奥波德的名篇《像山那样思考》所描述的状态。山是如何思考的呢？简言之就是将一切纳入己心，土壤、植被、河流、空气、沙乡、动物包括人类自己都变成了一个概念，不再将自己视为纯然的一个物种，而是要实现超然的升华。这甚至与《金刚经》的破相、去执、无我有几分相近。破相，即以无差别心看待土地伦理视野下的自然，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土地和人等成员都只是“相”，是构成那一方自然的“元素”而已。去执，则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类始终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随着人类改变自然能力的空前加强，人类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加自负，执着于人定胜天和与一切作斗争，但在利奥波德看来，人只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事实上都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无我，则是在前两者基础上的逻辑必然，既然“共同体”内的自然元素都是平等的，在土地伦理的视野下，人将褪去食物链理论中自以为是的特殊性，那么最终的“共生美学”必然是“共生元素”在和谐稳定中坦然接受自然规律，来自共生，然后最终归于共生。
要实现这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去享受“犹如水墨画般天人合一的意境”，则需要从内心处做一番完全的涤荡。遗憾的是，知行合一永远是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使早在《周逸书》中就已经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非时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但现实却是利奥波德所记录的：“1877年9月10日，有一对兄弟拿着猎枪，在慕思克勾湖打猎，他们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打死了210只蓝翅鸭……1872年，在老橡树西南面两个郡，最后一只生活在威斯康星的野生火鸡被射杀”。正如《人类与大地母亲》的作者阿若德•汤因比所陈述的那样，人类是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在摧毁生物圈的同时人类也将灭绝。
正因此，利奥波德才无限感慨地说：“人们总是毁了自己所爱的事物，所以，我们这些拓荒者毁了我们的野地。有人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尽管如此，我很高兴能够在野地度过年轻的日子。要是地图上看不见任何空白处，就算有四十大自由，又有什么用。”其实，环境保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只是扬汤止沸之举，最重要的还是人类自身观念的更新，要“像山那样思考”。而不是带着傲慢和无知，“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也不是带着虚伪和塞责，“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人类应该拿出属于自己的担当和尊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叩问的其实是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类，因为只有更多人能够渐渐学会“像山那样思考”，渐渐享受到那种土地伦理视野下的共生美学，我们的母星才能避免被自己的孩子所害。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留住未来那渺茫的希望，毕竟利奥波德自己也曾说过：“一只燕子造就不了一个夏天，但是当一群雁冲破三月雪融的阴郁时，春天就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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