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问我：“你说，人和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啊？”
“可能没什么差距吧。”我随口回道。
顿了顿，我接着又道：“也可能有那么一点差距”。
“有吗？”朋友笑了笑，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
这句话没头没尾，我甚至揣摩不出他的语气，所以这是个迷。我心里嘀咕道：如果我换一种回答方式，他会不会问我————“没有吗？”
我时常把既成的事实做出很多不同的假设：如果，那么。脑海中的假设会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无限遐想，不确定性，会让我对事物的认识愈加深邃。
“头脑风暴”之余，我便会想起父亲的一番话，他说我，不够踏实。
我最佩服两种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得来的人，而另一种是，说睡觉就能很快睡得着的人。
碰巧，这两种“高级技能”我父亲全占了。
九岁那年的一个清晨，父亲带着我去拉砖。
那时候城市里的街道还不像如今这般拥挤不堪，尤其是在四点半的早晨，城市显得格外空旷，顺着主干道的方向远眺，昏暗中透着点朦胧，仿佛一眼望不到尽头。空气里布满了水汽，路两旁的行道树枝叶似乎紧缩在一起。我细心的打量着这座城市，如同审视自己。
我查过字典，字典上说“旭”的意思是“初升的太阳”，我想，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晨光熹微，旭日东升，月落西山，廖若星辰。
太阳渐渐升起，那一团红，红的欲滴，一抹一抹的红霞往四周溢，润出了天空的红晕，是东曦既驾，是初晨破晓，也是日月经天，那一点点的甜意也便在我心头荡漾开来。第一次，我见证了这座慵懒的城市被朝阳慢慢唤醒；第一次，我在“朝露待日晞”的霞光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欣喜与悠长。
九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我想说的是，记忆中的那轮红日温暖了我整个童年。
《易经》上说，“坎：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一个人的成熟是与年龄无关的。父亲和母亲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时候，正好19岁。19岁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第二年有了我，母亲总是半开玩笑的抱怨我说，怀上我的那年，家家户户的生意都格外的好，如果不是因为我，或者我迟几年出生，咱家早就发财了！
从我记事起，每次跟在父亲后面，街坊邻居都说，“小李”带着个“小小李”，这时，父亲就会笑呵呵的跟他们打招呼，让我喊爷爷、奶奶、婶婶、阿姨之类的。小时候的我长相憨乎乎的，声音甜甜的，糯糯的，几声“爷爷、奶奶”，就会惹得周围心花怒放。一旦遇到生意忙不开的时候，母亲就会把我抱到街坊家里，东家吃一口，西家喂一下，等到了晚上再抱回去。老话说“谁带的孩子谁疼”，即使后来咱家搬家了，隔了这么多年，每次回到当年的“根据地”，那些爷爷奶奶还是会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这孩子小时候才听话呢，他妈把他包在包被里放到我家，一声都不哭，饿了渴了就吭一声，好带，懂事，“三岁看八十”，肯定是个大学生胚子。。。。。。
有人说，城市里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而我想说的是，那些年，即使是飘着雪花的颤颤冬夜，也让我们一家感受到了丝丝暖意。
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书中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
这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的背景。它会造就我怎样的人生？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何会起得那么早，父亲说，以后等你成家了，也会起的那么早。
从小我便明白生活的不易，懂得人情的可贵。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无比脆弱，每个人都需要一份庇护，父亲是我们一家的庇护，我想，起得越早，干的活越多，就越会给父亲踏实的感觉，而这种踏实感，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独属于父亲的那份“庇护”。
过了正月十五，我今年刚好21岁，可能你会说这般年龄哪会有什么阅历经验可言？但我还是想用我整整21年的人生告诉你们一个道理：过往的经历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这是一种人生的缘分，如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安排着我们生活的种种周遭。知往而鉴今，在过往中，你可以体会到，人生想把你培养成什么样子。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日子，是熬出来的，人，是被逼出来的。
在过去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似乎“早”、“更早”成为了我生活的特质。
你知道，扫街道的大爷大妈最迟几点开始拿起扫帚吗？——四点。
你知道，卖菜的小贩最迟几点开始去兑菜吗？——四点。
你知道，这条菜市街在五点钟左右，从南到北，就可以听见齐刷刷“兹剌剌”的开门声。
“早”，成为了我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对时间的敏感和把握，塑造了我们特有的“安全感”。生活所迫，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家庭里的“救世主”。
生意家的孩子最为精明，也最会耍小聪明。从菜市街走出来的孩子都被人说成“小滑头”。可能以后无论走到哪里，这种烙印永远不会散去。有人会在闹市里读书，而我却认为，在闹市里，可以读到的，是人生。
与我而言，这世上最不值钱的便是人的体面和尊严，在这里，人与人可能会因为两毛钱的讨价而恶语相向、大打出手，人性的粗鄙和人情的浅薄尽显无疑。穷山恶水出刁民，是非之地见泼妇。
一阴一阳之谓道，与丑陋对垒的、胶着的便是光辉。零几年初，每个闹市区都存在着小偷小摸，而一旦被这里的人发现，无论认识与否，每个周边的人都会跑上前去抓小偷，没有顾虑，当然，也不存在什么报酬。很多夜里，我被锁在家里，父母外出送货，这时就会有街坊在门外喊我，让我把手伸到门缝外，给我递馒头或者包子。童年时那种馒头包子的味道，我后来再也没能尝过。
生活所迫，把人与人的斤斤计较都变得格外有温情。那些弥漫在空气里的叫骂，都隐隐的露出些许薄凉。
这是一条人的河流，无数个年年月月，纷乱与嘈杂，流淌出了清澈的温暖，奏出了平庸的赞歌。
据说，哲学上有这样的一个难题，被称之为“特修斯之船”：如果特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如果说，把人生的每七年都划分成一个阶段，那么如今的我，还是那个曾经被朝阳感动到心扉的我吗？
忽然想起了王国维的一首诗，说的是：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