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王府门前的那对石狮

淮王府,一个盘踞饶州210年的著名建筑群,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地名,对于我寓居的这座小城的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只是一个很陌生的文化符号。淮王府的故人、故事和故宫,都在时间的深处烟逝了。今天的人们,至多可以向鄱阳宾馆门口的那对豪门石狮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根本就不会关注它的沧桑感;细心的人,也不过是去到饶州府文庙中观摩那一方体现皇室背景的云龙阶墀。

在明代,淮王家族和江西的另两个王族宁王、益王一样,是参与了国家政治史和地方文化史的建设的。特别是末代淮王朱常清还扮演过干预历史进程的角色,这让人不得不掂量“淮王府”三个字的分量。

公元1436年的淮藩迁都,对于鄱阳湖东岸的饶州府来说,无疑是一件倾城大事。

清初大臣张廷玉主修的《明史》是这样交代的:“永乐二十二年建淮王府,正统元年迁于江西饶州府。”

皇命如山倒。饶州府的官员急不暇择地腾出府署,安顿开国淮王朱瞻墺、王府僚属和其他皇亲国戚。知府则带领属员移至永福寺办公。

朱瞻墺是明朝第四个皇帝朱高炽与李贤妃所生的庶子,1424年受封为第一代淮王,初建藩国在韶州府(今广东韶关市)。后因对南国的气候不适,经常被称作“瘴疠”的恶性疟疾折磨,所以坚持了7年后仍要求北迁。但选择饶州,是受堪舆术的影响,相中了鄱阳的风水宝地,还是出于经济基础的考量,看好这一鱼米之乡、富饶之州,拟或是象今天口承文化中保留的传说那样,是被诓骗过来的呢?

民间的版本是,淮王在京城胡作非为,怨声载道,弄得皇帝都不自在了。某大臣献上一计:江西饶州的鄱阳县风景秀丽,繁华程度举世无多。有道是:“十里长的磨刀石平又宽,二十里茶亭好乘凉,三十里康家房屋大,四十里街道宽又长,五十里跑马岗上好观景,六十里花桥好风光,七十里游城闹洋洋。”这足以诱惑淮王来此建府。淮王听后果然中计,到鄱阳后才知那些长度都是指距离县城的路程,但木已成舟,只好藩居鄱阳。

近水者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鄱阳人的机心。

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名动京都,洛阳为之纸贵。他在《吴都赋》中居然写到了鄱阳,写到了三国时期鄱阳的市民性格,写到了鄱阳人会开很过分的玩笑,尤其是拼酒到半醉半醒的时候,“鄱阳恶戏难与曹”,无与伦比。这就是所谓的“鄱阳暴谑,中酒而作”。流风所及,今天的鄱阳人仍经常使用“猴水”这一方言词。“水”既与鄱阳湖水有关,又与“说客”的“说”义近。淮王上当受骗,也是“猴水”的,有“恶搞”成分。

史有明载,淮靖王是为了逃离蛮荒瘴疠之区才内迁的。表面上看,饶州的自然条件没得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堪称宜居城市。私心里,更看重的一定是鱼米之乡、富饶之州的经济基础。

我们不妨多花些笔墨,对朱明王朝的分封制度进行仔细打量。

大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和他的谋臣找到了历史上一些朝代灭亡的症结——“君弱臣强”,皇帝得不到宗室藩屏。藩就是篱笆,就是屏障。洪武三年(1370)正月初四,浓浓的年味还未褪去,朱元璋便将太子以外的9个儿子分封为亲王,并规定一整套严格的封藩制度。

亲王府设置王相府和参军府,府内有左右相、文武傅、长史、参军、录事、纪善、良医等诸多属员。后罢王相府、王傅府,以长史为总管,下设审理所(办案)、典膳所(饮食)、奉祀所(祭祀)、典宝所(印章)、纪善所(参谋)、良医所(医疗)、典仪所(仪仗)、工正所(工程),还配备伴读、教授和仓库管理。此外还有武官系统和宦官系统。王府护卫军少则三千人,多者一万九。亲王着装、行车、官邸等规格,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要向亲王行跪拜礼。亲王嫡长子,年满十岁册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官服、车辆享受一品待遇;其他儿子年十岁则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均为二品;其他儿子授镇国将军(三品),孙辅国将军(四品),曾孙奉国将军(五品),玄孙镇国中尉(六品),五世孙辅国中尉(七品),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八品)。

与皇子龙孙一样,皇女也有相应待遇。皇姑称大长公主,皇姊妹称长公主,皇女称公主;亲王女称郡主;郡王女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称县君,玄孙女称乡君。

这一制度的推行,使朱明王朝成了真正的“家天下”。明代共有皇帝17人(不包括南明各帝),封为藩王的83国,封为长公主的80余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则多得不可胜数。其中在江西境内的主要有三大藩:即南昌以朱权为首的宁王系,鄱阳以朱瞻墺为首的淮王系,南城以朱祐槟为首的益王系。

清同治《饶州府志》对淮藩王系作了详细记载:

淮靖王朱瞻墺,仁宗第七子。宣德四年就藩韶州,正统元年徙饶州。

淮康王朱祁铨,正统十三年袭封。

淮定王朱祐棨,弘治十八年袭封。

淮庄王朱祐揆,嘉靖四年进封。

淮宪王朱厚焘,嘉靖十八年袭封。

淮恭王朱载坮,嘉靖四十五年袭封。

淮顺王朱载坚,万历八年进封。

淮王朱翊钜,万历二十六年袭封。

淮王朱常清,万历四十四年袭封。

从九届淮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词:袭封和进封。正常情况下都是袭封,子承父业,“父死子继”;也有以弟弟继承的,称“兄终弟及”,称进封。朱祐棨和朱祐揆、朱载坮和朱载坚都是兄弟。朱祐棨袭封是个例外:淮康王死后,世子朱见濂早卒,无子,以弟朱见淀的儿子朱祐棨继承王位,朱祐棨就是朱祁铨的孙子。

起初我还心存疑虑:为何最后两代淮王没有谥号?其实,从时间上也能看出端倪。到了万历十五年后,“从此君王不早朝”,哪还顾得上朱翊钜死后什么名分的颁赐呢?至于朱常清,他在藩王位上待了30多年,人还没死,清兵就入关了,更不存在谥号不谥号的问题。

淮王的职位毕竟有限,历代淮王没机会继承王位的其他儿子则被封为郡王。作为宣德皇帝的兄弟,朱瞻墺家族受封为郡王的共16人:

鄱阳王朱祁镔,靖王庶二子,正统九年封。

永丰王朱祁钺,靖王庶三子,正统九年封。

清江王朱见澱,康王嫡二子,成化二十一年封。

南康王朱见湁,康王嫡三子,弘治二年封。

德兴王朱见㴫,康王庶四子,宏治三年封。

顺昌王朱见氵犀,康王嫡六子,弘治九年封。

崇安王朱见洵,康王庶七子,弘治九年封。

高安王朱厚炅,庄王嫡二子,嘉靖十九年封。

上饶王朱厚爚,庄王嫡三子,嘉靖十九年封。

吉安王朱厚燔,庄王嫡四子,嘉靖二十七年封。

广信王朱厚火棊,庄王庶五子,嘉靖二十二年封。

嘉兴王朱厚爖,庄王庶七子,嘉靖二十五年封。

绍兴王朱厚爀,庄王嫡八子,嘉靖二十五年封。

金华王朱载塨,宪王庶三子,嘉靖二十九年封。

华容王朱载域,宪王庶四子,嘉靖三十三年封。

荣昌王朱翊镜,顺王庶子,万历元年封。

这些郡王生居死葬,大多在淮王府内,他们的袭封世次则因为过于烦琐而难以备述,如淮康王朱祁铨第四子朱见㴫受封郡王,追封为德兴庄僖王,其子孙在明朝灭亡前还产生了德兴恭简王朱祐槤、德兴端顺王朱厚𡿿、德兴王朱载堢、德兴王朱翊炼。而镇国将军以下有多少人,因资料缺乏而无法进行完全统计。有人对万历年间全国王府的情况作了梳理,其中淮王府的数据,让我们可以大致有个了解:亲王一位,在府,永丰等王一十三位,镇、辅、奉国将军三十四位,中尉二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三十一位,庶人无。

明代藩王宗室禄给标准是相当高的:亲王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郡主4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更为严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在最优越的条件下,广娶妃嫔妻妾,以几何级数增长不断繁衍,到明朝末年,已由朱元璋一人之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庞大宗族。因此,膨胀的宗室人口和巨额的经济负担,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有学者称,分封之制,是太祖所定的万世不易的祖训,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与当初太祖屏藩愿望相反,宗室问题,正是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苍的厚爱,皇族的血脉,使淮王家族成员享有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养尊处优的特权,他们在生活上的穷奢极侈,本来就加重了农、渔民的负担,令人不满。如果他们官德不修,胡作非为,更会为老百姓所痛恨。在这些淮王中,民愤最大的淮定王朱祐棨作恶多端,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恶棍,《明史》说他“游戏无度,左右倚势暴横,境内苦之”,短短十四字,包含了多少鄱阳百姓的血泪控诉!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许智范在《江西明代藩王墓考古收获》一文中提到淮王两桩劣迹,一是淮王抢亲,一是淮王逼债,前者至今仍口口相传,后者有方志为据。地方官员实在看不过去,冒险为民伸张正义,结果受到打击报复是在所难免的:

民间婚嫁时朱祐棨竟然强抢新娘进王府,一直到三天之后才放其回家。淮王府放高利贷,催逼息钱急如星火。《江西通志》曾提到,江西按察副使吕昌“视其(债)券久、入息多者,即焚之”,结果他反被淮王奏劾“侵侮宗室”。

事实上,吕昌担任江西司法长官的时间约为1455-1465年之间,告吕昌“侵侮宗室,藐视朝廷”的淮王不是朱祐棨,而是他的祖父朱祁铨。御史台经办的官员深知吕昌为官清正,处事虽有不当之处,但事不当罪,上疏解救,决定停发吕昌一年的工资(“罚俸”)了事。可贵的是,吕昌公开与淮王叫板,让老百姓明白:人间自有公道在!

王府长史是皇家委派的藩王府大总管,权也大,责也大,一旦王爷有过失,即拿长史是问。朱祐棨的恶行朝野皆知,正直的长史庄典以辅导失职请求辞职,但正德皇帝荒淫无度,也没什么心思管这种小事,居然没有批准。饶州府推官汪文盛就多次受理朱祐棨纵容家奴欺行霸市、行凶打人的案件。后来,有个叫顾嵩的人,持刀闯入淮王府,被守臣扭住诘问,此人竟诬陷是受汪文盛指使,来行刺淮王的。汪文盛被捕入狱,幸亏庄典明辨是非,为汪文盛鸣冤叫屈才得以官复原职。

强梁横走,俗棍蟹行。朝廷命官都敢诬陷,还有什么人能入得了淮王朱祐棨的眼?

镇守太监黎安,是权重一方的高官。黎安曾因事到饶州,他的随从骑马由端礼门进入淮王府,居然被王府卫队鞭打,于是对朱祐棨衔恨在心。宁王朱宸濠也不是什么好鸟。此前,他得知淮王府有“天风环佩”琴,便恃强凌弱索要瑶琴,但生性傲慢的朱祐棨就是不给。为了积蓄税源,又向淮王求滨湖的良田美地,朱祐棨同样置之不理。朱宸濠得知黎安受辱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出,唆使黎安上奏朱祐棨过失和汪文盛被诬之事,皇上下诏立案查办。黎安与朱宸濠合谋,逮捕庄典和相关人员讯问。庄典昂立庭下词色俱厉,被酷杖下狱。庄典在狱中绝食,衣冠端坐而死。其他涉案人员一并下狱。

朱祐棨算是遇到了对手。颜面丢尽以后,他上奏黎安挟仇报复,杀害庄典,包庇顾嵩。朝廷派遣都御史金献民、太监张钦前来饶州查办。关键时刻,朱祐棨竟被专横跋扈的朱宸濠所震慑,不敢将朱宸濠的恶行和盘托出。身为监察部部长的金献民只好向朝廷复命:朱祐棨放纵奸徒为非作歹,请皇上严加戒饬。因此,淮王府卫队兵士被流放的达二十余人,刚正不阿的庄典也沉冤莫白。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联合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起兵造反,先后攻取南昌、南康、九江和安庆,但很快被南赣巡抚王守仁平息,朱宸濠于次年被杀。直到嘉靖皇帝即位,才为庄典平反昭雪。

不能说,所有淮王中,人人尽饭桶,个个皆草包。

张琼英在《淮王故址》诗中说:“明藩凡八人,称贤在终始。”明代淮藩王共有8人(实际是八代九王),能够称得上贤德的,一个是末代朱常清,一个是开基创业的朱瞻墺。作为编纂了清道光4年(1824)《鄱阳县志·艺文志》的饶州府学教授,张琼英忽视了淮康王朱祁铨的存在,是大大的不应该。朱祁铨不仅是“富二代”,绝对还是“贵二代”。但他并没有躺在温柔乡里坐享荣华富贵,而是积极投身于文化建设,在这方面只有朱常清开办菁莪书院差可比拟以外,没有那一代淮王能逾越他的文化成就。

清代县志中收录了朱颐仙的一首诗《题芝城南天寺》,诗是写得很不错的:

游遍饶城多少寺,南天胜境世间殊。

乔松带露龙须湿,老树参天鹿角枯。

晓听山僧翻贝叶,夜看禅客坐团蒲。

门前一派长清水,隔断红尘半点无。

朱颐仙就是朱祁铨。朱祁铨不仅谦虚好学,有《琼芳集》二卷传世,还礼贤名士。1483年春,他邀请著名理学家、余干人胡居仁到淮王府,每日坐在梅亭中,促膝长谈,讲论易经。胡居仁十分感激淮王对他的尊重,对此番寓居淮王府游学不吝笔墨,其中一句是:“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宾师”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客座教授”吧!随后,胡居仁奉命写了一篇《颐仙说》,收在《胡文敬集》中,同时还创作了《瑞梅赋为淮王题》一文。

朱祁铨对文化的最大贡献,则是他组织编辑了卷帙洋洋,巨构煌煌的《文翰类选大成》。此书编选古今诗文163卷,由淮王府刻印,自弘治十四年至嘉靖二十五年(1501-1546)递修,共64册。前有成化八年(1472)淮王的序,此时已完成编辑和刊刻工作,淮王自称“西江颐仙”,也是朱祁铨即朱颐仙的最直接的书证。从目录上看,编选者将文种细分为64类,是颇具匠心的。《四库提要》的评价是:“采掇颇详”。时至今日,居然在无锡市图书馆还藏有一套。2008年,这套善本被文化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奉淮王之命遴选该书的编者为李伯玙、冯厚。李伯玙,字君美,上海人,宣德元年(1426年) 举人,由饶州学教授,升淮王府长史。作为辅官,他特别注重以身作则:“以嘉言相勖(xù,勉励),不如以实行相导也。”冯厚,字良载,浙江慈溪人,以明经第一授淮藩伴读,升任负有“宣讲”职责的淮王府纪善。无锡馆藏的《文翰类选大成》是嘉靖丙午年(1546)续刻本,作序者自称“淮藩坦仙”,这也让我弄清了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朱坦仙就是淮宪王朱厚焘。

在鄱阳历代书目中,只有两部女性专著,一部是李机所著的《闺阁芳踪》,一部是隆姬的《女孝经》。前者属史部,后者属集部,这两部堪称凤毛麟角的古籍,我都没读过,其中,才女兼贞女的隆姬,肯定也是众多淮王府女性里的名女。从她简单的小传中,我们也能知道她令人堪怜的身世遭遇。

隆姬是明宗室朱翊铉之女,生性静慧,喜好读书。七岁时被其父许配给本县的小男孩张应选。不久,张父撇下妻周氏、妾(张应选的生母)赵氏二人撒手西去,隆姬“居丧以礼”。谁知祸不单行,十九岁的张应选又暴病身亡。获悉噩耗,隆姬欲绝食殉情。赵氏以二老无依无靠及张应选未葬来劝慰,隆姬才强打精神,治丧谨执妇礼。守孝期满后,有人来议婚,二母婉言告诉隆姬,隆姬痛哭流涕,誓死不再嫁。从此亲自操持家务,侍奉二母,以苦为甜。空余时间,则翻阅经、史、医、卜诸书。二母先后病逝,家虽穷困,隆姬尽力安排葬事。张应选的姑妈,垂老无依,也由她供养直至临终经营丧葬。她的守贞尽孝得到大家的褒奖。泰昌元年,巡按将隆姬守贞五十年事迹上报朝廷,皇帝敕赐建“贞孝”坊予以表彰。历经72年沧桑后,隆姬度完了她悲惨的一生,葬于芝山。

“多情一片梅花石,大雅堂前万古留。”这是清代诗人吴曹麟《语溪棹歌》中的诗句。大雅堂在浙江桐乡,梅花石也风采依旧。你或许不相信,这块梅花石与一个女性有关,与一个王府有关,与一个朝代有关。

吕煐妻朱氏,淮庄王女,封南城郡主。这是我关注的第二淮藩女性。

嘉靖四年(1525),浙江崇德县的吕相,调任鄱阳县主簿(常务副县长),1532年,他12岁的儿子吕煐,因所放的风筝断了线,飘入淮王府后花园,从而意外地认识了淮庄王朱祐楑及其长女。长大后,吕煐与朱氏建立姻缘关系。1538年吕相偕夫人赵氏送儿子吕煐往淮庄王请婚。朝廷册封淮庄王女为郡主,吕煐为仪宾(也称郡马),年俸均为四百石。

按照明朝的规定,仪宾不得回原籍。吕煐与郡主就一直住在淮王府。但是郡主却经常陪吕煐到浙江桐乡老家拜见公婆,不管旅途如何劳累,郡主都毫无怨言。吕相病故,吕煐回崇德奔丧。事后,吕煐对他自己未能尽孝而深感内疚,于是提出要回家侍奉母亲。郡主十分理解,毅然辞去俸禄,跟随吕煐返回崇德。隆庆皇帝特赐牡丹石一块,吕煐则筑“许归堂”以记皇恩,而将梅花石供奉于友芳园中。

吕煐和郡主成婚之后,生过一男一女,但都不幸夭折。后来郡主帮吕煐反复物色了几个妾,直到找到沈氏女,才为吕煐生了长子吕元学,吕元学正是吕留良的父亲。

吕留良是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因为他祖母朱氏的关系,使他多了一层宗室背景。明代灭亡,他所经受的家国之痛超乎寻常,头脑中充满了反清复明思想。他的自题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无疑寄寓了对“明”、“清”两王朝不同的情感。死后因“文字狱”的迫害而惨遭戮尸,子孙后代被血洗。

作为吕留良的祖父、淮王府的郡马,吕煐的名字如何书写,分歧最大。万历首辅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五《郡主侍养》中保留了“吕煐”一说,民国《鄱阳县志稿》支持这一观点;2006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吕留良传》,称之为“吕焕”;而徐正《吕留良诗歌略论》,发表于1992 年01期《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科版)》,文中将“吕煐”写作“吕熯”。《桐乡史志》称:吕相有三个儿子,长子吕焕、次子吕炯为元配赵氏所生,三子吕熯为侧室凌氏所生。吕熯、吕焕分别是吕留良的生祖和嗣祖。

的确是说得够清楚的了,正是吕留良过继到吕焕名下为孙,而使“焕”、“熯”混淆,但“煐”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仅仅是字形接近吗?

无独有偶,类似吕留良与明宗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杰出名人,真的还能找出一位来,这个人就是八大山人。在八大山人与饶州之间起纽带作用的人物是朱多炡。

朱多炡,字贞吉,号瀑泉,他的先人系宁王家族的一员,曾封弋阳僖顺王,到他这一代,也还有个奉国将军的待遇。他多才多艺,诗书画样样精通。平生好游,从他留下的诗作《寻刘道征荐福草堂》、《春日登芝山为程子稐邀饮姜司成园》可见,他与鄱阳进士刘应麒、探花姜金和诗酒酬唱,关系密切。他的七绝《送王姬还芝城》:“糜芜芽碧柳丝黄,来往扁舟就沈郎。一掬宫亭清浅水,凌波不怨洛川长。”光看诗题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王姬是自己的姬还是别人的姬?王姬是鄱阳的女还是鄱阳的媳?朱多炡是八大山人的祖父,他的才气,正是八大山人的家学渊源。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有两个与淮藩有关的女子,因为她们的各有各的不幸而倍受关注。

一是妓女王爱。朱翊鉅未封王之前,与妓女王爱亲昵,产生感情。袭位后,让她冒充妾额入王宫,令王爱抚养庶子朱常洪为子,陈妃与世子朱常清都失宠,朱翊鉅盘算着如何以庶易嫡。王爷的爱情也是不允许太自由的!御史陈王道(戏剧《珍珠塔》中的“陈御史”)以理劝说淮王,将王爱赶出至外舍。朱常洪心有不甘,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他与族叔朱翊銂等密谋,犯下惊天大案:夜入王宫,偷盗名册、宝物出来。官员上奏朝廷,万历皇帝再怎么昏庸也知道要维护政治稳定,龙颜大怒:王爱处死,赐朱常洪自尽,削夺朱翊銂宗室籍、送凤阳监狱终身监禁,扣发朱翊鉅四年俸禄。

一是贞女李訚。李訚,字贞姑,余干人,明代援朝抗日大将李颐四世女孙。十岁时,淮王聘为世子朱由桂妃。未婚,明朝灭亡,世子朱由桂外逃,李訚依赖母亲生活,心无旁骛。以女红自给,母亲与两个弟弟相继下世,有人劝她再嫁,李訚正色道:“不叫人话,不要弄脏了我的耳朵!”说完涕泣不止。清兵占领余干时,曾逃往山中,以匕首相随,对人说:“与我共生死者,就是这把刀。”年六十四卒。她曾以《咏金环》诗明志:“红炉经百炼,不改本来质。”李訚处在天崩地坼的大变革时代,所以,她的诗代表的是淮王府所有女子的绝唱。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有相当多的进士、举人,或其他学有专长的优秀人士在淮王府任过职,但大多淹没无闻,只有少数人受到府县志编纂者的眷顾,留下鸿爪雪泥。医术精深者,往往能受到社会的尊重。曾在淮王府工作过的,就有这么三位出生于鄱阳的医生:

闵熙,字友杏。由儒攻医,得医中三昧。穷人求诊买药,不计得失。当时朝廷下诏访求四方有专业特长的人士,饶州郡守推荐闵熙,闵熙被授予太医院判。淮王上疏请闵熙回饶,于是改授淮王府良医正。

张嘉禾,自幼精通经史。因丧父,家境贫寒,苦读医书,学有所成,看病多能收到奇效,被授淮王府良医副。省司法总长(臬司)李开芳沾染麻风病,久治不愈。张嘉禾以蕲艾为被、为衣,不到七日便愈。李开芳赠诗云:“前身君是费长房,市上悬壶有禁方。采得青泥炊作饼,不愁二竖入膏肓。”著有《医方选要》。

程世光,良医,专小儿科。淮宪王朱厚焘长子刚出生时,不知吮乳,说是难产伤气。程世光煎人参汤,半汤匙灌下去,婴儿就懂得吸了。他从医多独出机杼,不拘成规,累见奇效。

重视、扶持、参与教育的有识之士,也理应不可埋没他们的功绩。

明代有个音乐家潘一谔,字茹虚,举人学历,家住南音之乡福建惠安,是攻丝竹的“南管先生”。《饶州府志》为他立传,是因为他担任过淮王府总管(长史)。他勤学好问,利用居宅为讲学之地,名叫“里仁书院”。淮王朱常清创办“菁莪书院”,实在是潘一谔的引导。潘一谔寓居饶州二十余年,所著有《日录讲义》。

江和,鄱阳团林人。质性诚悫,于人不欺,于长称孝。父母病危,曾祷告称,愿以己身相代。为诸生时,勤笃古学,洎阳县令锺化民非常器重,认为江河必成大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江西乡试解元,但他着布袍、免车马,与诸生时无异。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初任刑部属官,继而钦派到关、陕督查理狱量刑情况,平反了一些过重过滥的刑罚。后任成都知府、滇南学政,最后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获准将自己所受的名号移授给父祖,于是退休归鄱,年始六十。魏忠贤“璫祸”(即党祸)大作,因而江和得以独善其身。家居以专心理学为务,与许大忠、闵翼明等学者创立“景仁会”,每月三至,以诱进后学为己任。淮王朱涵玉建“菁莪书院”,延请江和为师。所著有《澹宁语日记录》、《四书讲章》、《易经讲章》,均不传,仅存《恤刑录》、《燕梦堂集》。卒年八十四,被奉祀为鄱阳十二乡贤之一。

潘一谔、江和的小传中都提到了“菁莪书院”,这座书院建立,可以说是淮王府的回光返照。

《饶州府志》对末代淮王朱常清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性至孝,亲贤乐善。”“亲贤”就是亲近贤德之人。他创办“菁莪书院”就是他“亲贤”的结果。《诗经》中提到的“菁莪”,是一种野草,学名弧萍。“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后来“菁莪”即指育材。不管怎么天崩地坼、地覆天翻,重视教育总是没错的。

“乐善”也有一例:当时饶州太守张允抡多惠政,杨嗣昌督兵经过饶州,索要黄金犒牢军士,张允抡一时无法化解危局,险遭不测。朱常清闻讯,即筹集黄金派人送到张太守处,此事才得以平息。

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知识是,第17任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后,明朝宣告灭亡。但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朱氏家族又在南方建立了八个朝代,继续延续明朝的历史,这就是“南明”政权:

弘光:福王朱由崧:1644-1645年:建都南京。

隆武:唐王朱聿键:1645-1646年:建都福州。

绍武:唐王朱聿鐭:1646-1647年:建都广州。

永历:桂王朱由榔:1646-1662年:建都肇庆。

监国:潞王朱常淓:1645年:建都杭州。

定武:韩王朱本铉:1648-1661年(一般认为不可信)。

监国:鲁王朱以海:1645-1653年:建都肇庆后台州。

东武:淮王朱常清:1648-1649年。

其中“东武帝”朱常清,正是末代淮王。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载:“顺治五年(1648)春正月,郑成功奉淮王常清监国于其军,改元‘东武’”。绍武帝朱聿鐭死后,永历帝朱由榔于1646年继位,但郑成功却在1648年春在南澳岛拥立淮王为监国。1649年,朱由榔的使节至南澳,郑成功奉朔称臣,淮王取消监国及年号,同年去世。

淮王朱常清在军事上本没有那么强悍,但他被政治纷争挟裹着,推上了前台,不由得你愿不愿意。其实,南明小朝廷那些被称为皇帝或监国的藩王,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权利,也很快被当时势如破竹的清军攻破。能延续明朝余脉的,只有郑成功一支军事力量。炫目的摄政皇帝的头衔没有维持多久,朱常清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662年,退守台湾的郑成功,凭借他收复台湾,推翻荷兰殖民者38年的统治,而成为民族英雄,名垂青史。

再来看看淮王府建筑群的命运。

府县志的记载大致是:

顺治二年(1645)秋,清兵下江右,饶州太守以城归附。淮王世子朱由桂焚毁淮王宫殿,逃入福建,莫知所终。

顺治五年(1648)正月,江西守将金声桓、王德仁反清复明,饶州守将潘永禧积极响应。潘永禧得令攻占徽州。清总督马国超派侍郎将敖童率兵抗击,总兵胡茂桢屡在休宁重创潘永禧军,潘永禧等退回饶州。然后就是惨不忍睹的十一个字:“盗四起,民无所逃,村落为墟”。

朱由桂为何要一把火烧毁淮王宫?“盗”又是哪些人为“盗”?我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因为明代的大限过后,掌握话语权的是清代的文官们。

《鄱阳五家集》的编者史简,是经历了明清易代之乱的鄱阳诗人,他在西门《史氏宗谱》序中写道:“迨戊子四月晦,丁屠城艰,母氏姜孺人殉节赴井死焉。”同时赴难的还有他继嫂万氏,被杀的有仲兄史皜以及堂兄、堂侄等家人。府县志中都没涉及饶州屠城的史实,史简的文字是我目前发现的唯一确切记载,按时间推定,为顺治五年四月廿九日。史简还称,五月初三才能回家收葬亲属遗体。“丁艰”意指父或母丧。

历史上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说法,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说屠城的。县志上的“民无所逃”大概就是指屠城,不管是穆生辉,还是易帜反清的潘永禧,本质上他们都是清兵。只不过是为尊者讳,尽量予以粉饰。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韩山,在府北六十里,上有韩信庙,因名。亦曰寒山,一名安山。明宣德中,建淮藩于郡城,此为窀穸之所。”

2010年5月26日,我们陪同前来鄱阳采风的著名作家陈世旭来到了韩山。相传,山下居民为韩信后裔,因韩信遭诛,萧何为保韩氏一脉,以其名为韩裔姓。今天韩山村民全部姓何,包括为我们当向导的老支书,似乎为传说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韩山坐西朝东,几座山峰组成“冖”字型,山前十分开阔。顾祖禹说的“窀穸(zhūnxī)之所”就是指墓地。淮靖王朱瞻墺看中了这里的风水,通过奏报,韩山就被勅赐为淮王陵园。历代淮王、郡王等大大小小王族成员都安葬在此。据说,陵园中有牌楼、神道、王陵、疑冢等诸多砖石建筑。1938年,为了阻止日寇海军向武汉推进,国民当局在长江彭泽段构筑拦河坝式的“马当要塞”,鄱阳县令王伯荩公然带兵,将淮王陵墓盗挖一空。

陈伯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收录了淮王系的4篇圹志,墓主分别为淮靖王朱瞻墺和王妃萧氏、淮康王朱祁铨、淮恭王朱载坮,可见他们的墓志铭均被文物部门收藏并确认。

今天,我们除了能看到杂草以外,什么都没有。回到村里,我们找到了一块墓砖,上书“嘉靖丁亥年造,淮府官砖”等字样,总算见识了一样距今484年的明代遗物。

韩山归来,小说家陈世旭概括出了一个散文标题:一个王族,在深草中埋没。

一幢又一幢的画栋雕楼,一重又一重的大院深宫,鄱阳历史上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消失了,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淮府被毁7年后,饶州知府翟凤翥便于淮宫废墟上建书院,就是今天的饶州府文庙。

在两个多世纪里,面对美轮美奂的淮王府,诗人们并没有倾注太多的激情,只留下辞藻华丽、阿谀逢迎的《永寿宫八景诗》。如张奇《蓬莱清隐》:“欲为吾王添寿算,拟从仙子问餐霞。”

我能查到的最早付诸诗章的,是康熙十一年(1672)江西省乡试“亚元”(即仅次于解元的第二名举人)、抚州府学教授程建章。这一年,离顺治五年(1648)清兵在饶州屠城只有二十五年。

程建章有两首七古《吊故淮宫歌》,诗中用了很多像“宫阙嵯峨”、“朱甍碧瓦”、“金门朱邸”之类的华丽辞藻,来形容淮王府的华丽,但那只不过是“过去式”,因为,“琉璃瓦碎鼪鼯走,玳瑁梁空燕雀飞”,“蓟野悲风连铁戈,汉宫夜雨洒铜驼”,在繁华不再的背后,寄寓了作者感时伤世的“兴亡之感,故国之思”。

程建章并未就此搁笔,他还写有一首《次胡彦远吊淮宫韵》:

苔深烟莽旧淮宫,桐叶曾留带砺雄。

鹃去几年啼怨血,龙归何处哭遗弓。

青燐昼舞荒台草,碧瓦春飘古殿风。

淮桂不堪回首忆,伤心铜狄恨应同。

诗中多出用典,寄慨遥深。

蒋士铨随他父母举家南归,搬到鄱阳镇罗家塘居住的那年是乾隆九年(1744)。他的父亲蒋坚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刑名师爷,一身武艺,连诗集的名字都带有阳刚之气:《剑旁诗》。只是他诗名不著,一般很难查得到,清代的《鄱阳县志》收录了他唯一的一篇诗作,居然就是《过故淮宫》,其中一联云:“宫门昼掩人锄菜,雪洞昏黄客饭牛”,让我们了解到,淮王故宫荒凉得不是种菜,就是放牛,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感撼人心魄。

有趣的是,蒋氏父子眼中所见惊人的一致,蒋士铨在《鄱阳竹枝词》中形之于笔墨的也是“王府山头菜花满,人家寥落似孤村”。

此外,史白、王艮、余日灿、刘训佐都有淮王府题材的诗。

晋代的索靖,不仅是高官、草书大家,还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预知天下将乱,曾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骆驼感叹说:“将要看到你在荆棘丛中了。”这就是“铜驼荆棘”的典故。

清乾隆年间,史珥的学生王大埙《淮宫芳草》:

故国豪华化碧尘,止余芳草自争春。

年年披拂晴烟暖,输与铜驼作绣茵。

萋萋芳草的绿色,竟然不如“铜驼”身上的绿锈那么刺眼。

“铜驼”自然是比兴,诗中有而眼前无。倒是那在风雨中坚守的那一对石狮,仍然蹲坐在淮王府故址的一隅,时隔500多年,风采依旧,地地道道的具有“王者风范”。清代学者李正瑜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饶州府学读书时,写了两首《过淮王故址》的七绝,不仅把当时的鄱阳县令范钟拆毁淮王府石山一事记录在案,而且还特别关注那对被称作“狻猊”(音酸泥)的石狮子:

旧宫花草趁时新,游客纷纷遍踏青。

谁见当年歌舞事,石狻猊吊九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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