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当代文学，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小说、散文均有影响，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直至今天，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代表作奉为圭臬；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依然崇慕有加，乃多年来一以贯之，对梁这样一个傲骨轩然的人来说，这还真是稀罕。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超越了时间。
多年前，因为业内外各种溢美，我几次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来看。第一本是《草木春秋》——一本散文随笔集，是汪过世后其后人编选的代表作合集——看了却只觉得失望，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树木的品赏，吃喝玩乐的雅兴，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一直聊而一直无聊，且写得满，实，不清气，甚至几个结尾雷同，如《昆明的雨》，以“我想念昆明的雨”作结，《咸菜茨菰汤》，以“我想念家乡的雪”作结，如小学生作文，一种幼稚的重复，实在难符其名。
曾有人将文人与作家区别，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举鲁迅兄弟为例，鲁迅是作家，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尽管早期也曾参与时代的各种话题。汪曾祺作品亦然，沈从文晚年汪赠诗于他，中有“玩物从来非丧志”之句，志趣可见一斑。文人趣味是个人选择，无可褒贬，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厚厚一本《草木春秋》，只有一篇《泰山片石》份量相若，文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承认伟大的人物……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这里有作者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诚恳真切，令人动容，有立场也有境界。另有几篇忆人的散文有史料价值，仅此而已。
《泰山片石》中他还说，“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其实这是汪曾祺贯彻一生的写作意旨，大名之“大”是外人的施与，他自己其实只认可“小”。汪曾祺“老来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他独辟蹊径，以十分平和的视角，从描写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写市井俚俗而颇得妙章。在“宏大叙事”还占着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依然浓郁的当时，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从抛开时代的“大”中择出一些有意思的“小”来，这成就了汪曾祺独有的文风。
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如《大淖记事》里对“东头”生活的描写。老锡匠告诫侄子不要和“东头”的人来往，原因是“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故事最后人们还是为“风气不好”的“东头”人所折服。这里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又如《受戒》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他们（和尚）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跟在家人不同的……是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是对宗教世俗化生活的认可，体现出一点：唯有人，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
从这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表现永久的人性的立场。这是汪曾祺小说的另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并不因为这个，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极而流——诸如方言的熟练运用，小说后半部分结构的精巧——便足够。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大淖记事》、《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独出心裁，有其巧妙灵动和手艺匠心，但说到底不过是小巧，因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一个人的趣味性，不加节制地施之于小说细节难免成为弊病，如果说玩味态度无妨于散文，却未必适于小说。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如上面所提，小说前半部分多是不厌其烦的铺陈，纯粹趣味化的铺陈——称之“铺陈”，是因为大量对于俚俗常态的描写，基本停留在对现实的平面摹写上，如《异秉》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后柜”的描写，极尽罗列之能事，在一篇统共六七千字的小说里，这两次罗列各用去近千字篇幅，且这2000字的描写大部分与主题关系不大，纯粹作者私人趣味的投向。散文罗列，或可称意趣；小说罗列，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实在无益且浪费。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只作大量铺垫，东家一笔，西家一块，如绣像如剪影，只是一些平面的铺排，是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有“活起来”了的感觉——即便他最好的作品，也难脱一种技术上的格式化。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沈从文仍然是“诗歌的”，他的文学审美，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有人说《金瓶梅》是彻底的现实，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沈从文也是，比如《边城》，《边城》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动的光晕，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汪曾祺则是彻底的俚俗（不是作品俚俗，而是作者在作品里把玩俚俗），在俚俗中得趣味。汪曾祺是踏实的，安定的，自足于现世（避开了政治现实却完全踏入世俗现实之中）的，至少从作品来说如此。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现世”就容易成为信仰，成为“宗教”……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那些短篇中不厌其烦的“铺陈”下去。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就不会蹈向写作者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和尚世俗化生活的认可以及谐谑，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当然那的确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现实。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现世”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这与他前期闲适、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实则与他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陷在“现世”里了，失去了任何一条其他的出路与可能。
无可否认，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其精巧、微妙处，如古玩玉器，一种雕琢后的精致，但那是用以把玩的，因缺少一种内在的虔诚。耽于铺陈，耽于现世，耽于俚俗，所以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这样说未免挑剔，但冲着名家，平常人总似乎有挑剔的权利，尤其发现这盛名下的实际并不很能说服人的时候。
于2015.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