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以来，母亲和二婶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乡村到城市，从风华正茂到知命之年。母亲要强、爱面子，二婶精明、爱占小便宜，战争就在这样两个女人之间展开。
二婶的爱占便宜是出了名的。90年代关中农村的婚宴，土墙上挂着一张红色的床单，上面贴着百年好合之类的大红对联，正前方摆一张盖着红布的桌子，上面放着三个小盘子，里面分别盛着瓜子、水果糖、香烟，一对新人被亲戚们搭上一层又一层的红绸，一个老头充当的司仪大喊一声礼成之后，孩子们欢呼雀跃地争抢着他扔向人群中的糖、香烟，趁人不注意，二婶赶紧跑到桌子跟前，她那张开的像蒲扇一样的手盖在那一盘瓜子上，手离开之时盘子干干净净，整个动作自然、娴熟，二婶那双善于抓瓜子的大手成为树下纳着鞋底乘凉的妇人们取笑的对象。
在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农村女人穿的衣服都是用布裁制的，母亲买来一块红色的绸布、上面缀着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她拿到村里的裁缝那里给自己做了一件对襟的夹袄，二婶看到后，也给自己做了一件同样的衣服。
二婶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家境比我们好，她整日在母亲面前夸耀她们一家吃的多好、穿的多好，母亲说：“我们过得再穷也不会把孩子送人。”一向话多的二婶沉默地走开了。二婶风光得意的背后是骨肉分离的无奈，有着两个儿子的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等到真的如愿生了一个女儿，她那个在政府上班的妹妹把女孩抱走了，说是让孩子去城里过上更好的生活，二婶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顾家人的反对把孩子送走了，几年后女儿回来探亲，却喊她大姨，想必心中不是滋味。
她们之间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是我和堂弟也就是二婶的二儿子之间的学习竞赛。堂弟比我低一级，每次考了第一名，二婶会带着堂弟来到我家，坐在炕沿上向母亲夸耀，她抚摸着堂弟的大头说：“真是头大里面都是宝”，那神情就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母亲总是对我说：“你也给我争口气。”可惜年少不识愁滋味，玩兴正高的我并未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成绩平平。
战争的转折出现在我四年级留级时。关于这次留级，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光彩，起因是一次脚伤休学了半年，于是和堂弟是一个班了。也许是心智成熟了，也许是第二遍学习同样的知识，我的成绩比其他的孩子都好，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从那以后，每次考试我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我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等生逆袭为一个老师同学眼中的尖子生，二婶偃旗息鼓了，再也没有见到她带着儿子上门夸耀了。
母亲四处托关系给我争取来一个重点中学的入学考试机会，二婶的妹妹也给堂弟争取到了。在这次入学考试中，0.5分之差，堂弟进入到了年级前十名，而我是第十三名。成绩出来的当晚，二婶兴冲冲地领着堂弟来了，她坐在炕沿上亲吻着儿子的额头，那架势就是占领阵地的一方在向对方摇旗、呐喊、示威，她兴奋地说着去城里念书的一些事情。母亲每次提起这0.5分总是心有不甘，小小的0.5分成为母亲这一辈子心中深深的遗憾。
上初中后，她们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周末的清晨，还在睡梦中的我听到母亲在不满地喊着，“看勇强（堂弟的名字）在地里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书看，你还能睡下去？”我睡眼惺忪地从炕上爬起来赶紧拿出英语课本，心不在焉地记着单词。两个母亲在暗地里互相较着劲。好在我以优异的成绩遥遥领先于堂弟，为母亲挣足了面子。麦收时节，我蹲在大树下喝着果啤，看着坡底下麦场里忙着装麦子的二婶一家，她瞥了我一眼，端起盛着麦子的簸箕，对撑着面粉袋子的堂弟，生气地说：“还不快点”。
二婶对我们这些晚辈还是很关心的。周末从城里上学回村的路上，为了省点车费她会拉着我们这几个孩子爬上熟人的拉煤车，我们很费劲地攀上轮胎、顺势爬到这辆重型卡车的车厢里。
后来，二婶去城里开了一家商店供孩子们上大学，母亲也进城做起了小生意供我们姊妹三个读书，她们两个人的战争告一段落。
直到大学毕业，堂弟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二婶专程跑到母亲的小店里夸耀，母亲仍在做最后的反抗，她鼓励我也努力考研，可惜没能如愿。又过了两年，二婶说堂弟去了美国留学，每月都寄一大笔钱回来，说些话的时候，二婶喜笑颜开，而我却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不知所措，从那时起母亲深知残局无力挽回，彻底缴械投降了。
后来，堂弟打算留在美国，不再回来了，说要在美国买房让家里寄钱过去。二婶卖掉了为堂弟准备的婚房，连同堂弟寄回来的钱一起汇到了美国。她说，现在除了血缘关系，我和他没有一点别的关系。话里透着无奈和辛酸。
双方休战了，偶尔看到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坐在一起互相宽慰，不过二婶还是经常会在母亲面前夸耀自己的小孙子如何懂事、如何聪明，话语中是满满的慈爱。
两个母亲的战争结束了。战争的背后是两个农村妇女不向命运屈服、努力改善生活、勉励子女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她们在岁月的沧桑里练就的勇敢、坚韧、果断、乐观的品性像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体内，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惧艰险，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