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读书笔记（五）
2022年12月22日
今日是冬至，首染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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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功夫重点在“修己”，宋、明之后，儒家的个人观更为成熟。
在元、明，“治人”重于“修己”（以《四书》为主），儒家走上了官学之道，于是便主张废除科举，于是《四书》便无人钻研。
作者认为宋明理学家更深层次的人性在心理学和伦理学层面上的人性问题。
“修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有所得。理学最初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中心，到后来与日常人打成一片，且跳出了”士“的阶级。在明清之后，对理学有兴趣的有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精神财富不屑一顾。另外，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是片面的肤浅的，所以无法深入探讨西方关于“个人”和“自我”的研究。
（二）五四以来所接触的西方文化
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科实论战，科学人生观胜利。
胡适看世界看的太平常，提倡自然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
五四时代中国人敌视宗教，以宗教即是迷信，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五四正面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
但五四时期，人们只关心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从清朝到五四的文化空白，无法完全用西方的材料填塞，对于超越民主和科学的一些问题无视，在改革方面似乎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存在只有政治没有人生的问题（“大我”淹没了“小我”）。
韦伯认为政治家的三大要素：热情、责任感、判断。中国的革命家将人生的意义想的太浅，采取的是功利主义的观点。思想基础仅是薄弱的科学主义，摒弃了旧有的，新的尚未建立，没有西方“为知识而知识，因真理而自由”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学西方的另一成就是开口闭口便讲“批判精神”，但缺乏对自我内在的批判，只会批判别人。“自我”在精神内涵上贫困的表征，一种就是只学到了科学主义，未学到真正的科学态度。
作者指出现代中国在精神资本方面的贫困，远超过去物质方面的匮乏。若从清末起先搬西方科技（船坚炮利），后想搬制度（国会、立宪），到五四则进一步搬西方思想。此时，在思想这个层次受到了限制，政治吞没了文化，忽略了“小我”的重要性。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背后有更引人入胜的文化背景或基础的问题，中国近代的个人观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其宗教社会等特殊背景，无法完全照搬。五四运动新“纲常”终于代替了旧“纲常”。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个人”或“自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即便胡适重视个人价值，但仍相信“科学”可以“统一人生观”。
讨论部分
对于在中国是否能重建一个新的士大夫“传教”的规范，作者认为儒家是没有上帝观念的宗教（宗教是西方观念），没有教会组织，但负有传教任务，教化民众。宋明理学家教育老百姓的并非政府要求，只是做为士大夫的一个传统，利用官职的便利，以老师而非官吏身份出现。
儒教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一直联结在一起。但在民国以后，儒教只有采自由讲学的方式才能发生作用，所以，既是官吏又是传教师的这个传统在清末已断绝，今后要发扬儒教思想，唯有借社会中的组织。
对于问大陆是否已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及应如何重建使之能适应新社会，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离开传统儒教文化的一群，中国某些价值被忽略非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