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许多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权威专家齐聚剑桥大学，签署《剑桥意识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其中提到：“各种证据均指出，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结构、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并且能展现出有意图的行为。因此，证据已充分显示，负责产生意识的神经基础物质并非人类所独有。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类动物、鸟类，以及章鱼等其他生物，均拥有这些神经基础物质。”因为仍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这项宣言只差一步，并未直接说出其他动物也具有意识。尽管如此，这确实已经让举证责任转向了另外一方。
为了响应科学界的转向，2015年5月，新西兰议会开全球国家先例，通过《动物福利法修正案》（Animal Welfare Amendment Act），在法律上承认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该法规定，从此必须认识到动物具有情感，因此在畜牧等情境下，必须适当维护动物的福利。在一个羊多于人的国家（300万 vs 450万），这项声明影响重大。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已经通过类似的法案，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将跟进。
许多企业同样已认识到动物也有情感，但这常常反而让动物落入不愉快的实验室实验。例如，制药公司经常使用大鼠来测试抗抑郁药物，在一种常见的实验计划中，需要取100只大鼠（以求统计可信度），分别放进装满水的玻璃管内。这些大鼠会一次又一次努力想爬出玻璃管，但都无法成功。经过15分钟之后，大多数都会放弃努力，只是漂在管子里，对周围情况漠然置之。
接着，另外取100只大鼠，同样丢进玻璃管，但这次会在14分钟后、当它们快要绝望之时，把它们捞出来，擦干、给食物、让它们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丢回管子里。第二次，大多数大鼠都能撑上20分钟之后才放弃。为什么这次多了6分钟？因为过去曾有成功的记忆，触动大脑释放某些生化物质，让大鼠觉得又有了希望，而延迟了绝望的时间。只要我们能找出这种生化物质，就可能找到人类的抗抑郁药物。只不过，大鼠的脑中随时都有许许多多种化学物质，怎样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有抗抑郁作用？
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更多组没接受过这项实验的大鼠，在找出认为可能是抗抑郁成分的化学物质之后，每一组注入不同的化学物质，然后把它们丢进水里。譬如注射化学物质A的组别仍然只撑了15分钟，就可以把物质A从可能清单上画掉。如果注射化学物质B的组别撑了20分钟，这下就可以告诉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你们可能中了大奖。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已经跳出来，认为这段叙述把大鼠讲得太人性化了，实在是想得太多。他们认为，大鼠既不会感觉到希望，也不会感觉到绝望，虽然有时候它们动作很快，有时候在原地不动，但它们并不会有任何感觉，而只是受无意识的算法驱使而已。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实验又有何意义？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就是为了诱发改变，而且不只是改变人类的行为，更要改变人类的感觉。客户找到心理医生，说：“医生，想想办法让我别这么抑郁吧。”他们不是让医生用机械刺激使他们就算心情低落仍然动作灵敏，而是要感觉很开心。如果制药厂觉得用大鼠做实验有助于开发这样的神奇药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认定了大鼠的行为也带有人类的情感。事实上，这正是各家精神医学实验室认同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