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天放晴，连日的阴雨天气暂告停歇。公园里，鸟儿在笼子里叫的欢腾，假装自己在树上吗？花儿在地上喜笑颜开，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有的是一棵花两种颜色，应不算奇妙，是我寡见了。
作为一个不爱动只爱想的人，天气的好坏确实可以影响我的心情。这阳光初放的清晨，自然不适合激情澎拜，倒有几分闲适和喜悦。可此刻的心情却不那么好，似乎有点想家。快清明了，说不定家里这个周末或是下个周末就去做清明了。我是赶不上的，脑子想的全是家里清明时节的事儿。
家在长江以北，清明在长江以南。南方多丘陵，逝者多土葬在山上。我爸爸往上数四代，是葬在江南的小土山上，与家隔江相望。且不说当时的交通不便，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去江南还会抱怨交通不便。
清明的路上，要说多有趣，不见得。十多岁的孩子还是很喜欢跑出去玩的，而我记得有几次我是有些不想去的。路上虽说有欢乐和美食，但艰辛也不少。
家里的清明都是在清明节前一个月就开始了，为了带孩子去，一般安排在周六或周末。我们家由大伯首倡，各家附议。哪些人去？谁家做祭祀饭？回来在谁家吃？男子和未出嫁的女儿必须要去，媳妇和已嫁人的儿女不强求。
做祭祀饭的媳妇早早地起来了，早些年是大妈和妈妈轮着做，这些年基本是大妈做，辛苦了。煮鲫鱼、蒸肥肉、炒生腐，焖上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装上三碗，再拿上一瓶酒，三个酒杯，三双筷子，一起入篮。叫醒孩子，穿衣刷牙洗脸，上路。彼时，天未亮。刚从被窝出的孩子，又被大人催促着快走，不然赶不上最早的船，六点半。
出家门，上江堤，走一里路，下江堤，是一条没有形状的街，节假日成片，平日里零星点点，我们称之为“坝头”。坝头上最红火的生意是早点，吃完早点，再爬上江堤，朝长江方向下江堤，约走300米，便是渡口。印象里，泊在那里的船并不多，两艘木船居多，现在只一艘蓝色铁船。
如果说起床是第一关，那上船便是第二关。跳板总是又高又陡、又窄又破，孩子总是害怕掉下去，虽说是浅滩，可掉下去身上就得全湿了。船行约二十分钟便到岸，下船。每个人手上都拎了袋子，或是祭祀饭，或是鞭炮，或是黄纸，或是一把镰刀。没有路，就往人多的地方走，或是芦苇地，地上满是芦苇桩子，或是田埂，两边是危险的水沟，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大人在前面吆喝，孩子在后面追逐。即使这样，你也不会迷路，因为山就在那里，它是不会走的。
到了乌龟山，便是家里的祖坟，约有10座，最亲的人便是奶奶了。祖坟确是个风水宝地，面向长江，背靠公路，正前方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供人烧纸、放鞭炮、磕头。山上是没有路的，一个一个地磕头显得艰难，尤其是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怀里抱的。所以，没人在草地上对着坟头磕三个头。叔伯和姑姑们自是会去奶奶的坟头，喊一声：mua，来送给你吃了。镰刀砍去坟头上的杂草，摆上祭祀饭菜，从大伯到每个孩子，即使无路可走，也要去坟前磕三个头，因为她是我们的奶奶，最亲。
乌龟山的祭祀结束后，要去另外一座山，不知名，爷爷在那里。2002年春，爷爷过世，乌龟山已经没了他的位子，家人给他另寻风水宝地。寒假时与父亲去江堤散步，每每与父亲计划走到湖东闸(3公里远)。早就没了想念，可每次走到可与爷爷对望的地方就停了(1.5公里处)，怀念。
我说：爸爸，长江是越来越窄了，对面是个发电厂吗？
父亲说：是滴麦，那旁边不就是爹爹的坟嘛！那边开发是早晚的事，以后坟还要迁回来的。
简单的对话……
爷爷的墓碑上是没有女孩子的名字的，但是有几个没有出生或者出生了也没这样叫的名字，比如“王忠宝”，没想到忠宝生下来是个女孩，忠宝对这名字是嗤之以鼻。
做完清明，原路返回，或是解散，或是在大伯家吃饭。
流水的清明节，铁打的我们，每年并无多大不同，倒是有几件小事可以一说。
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有一年清明，是整个大家族一起做的，但父亲不在家。我和弟弟跟着大伯后面，那一年是我们家人员出动最少的一次，只有三个人。因为爬了太多山的缘故，鞋子坏了，而且是鞋底快掉了。聪明的我，用草把鞋面和鞋底绑起来，艰难行走，一直撑到回家。做完清明，大伯让我和弟弟跟他去吃饭，每家交了公款的，在隔壁村子叔叔们的家。于是我继续艰难地行走，来到叔叔家，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赶紧去借一双，拖鞋也好。我和弟弟走到一个叔叔家门口，刚好比我大一点的姐姐站在门口，我问：“我鞋子坏了，可以借我一双鞋吗？”
她翘着嘴巴回我：“没有！”然后关起门……
无奈，我和弟弟又回到吃饭的叔叔家。孩子很多，大人们忙着喝酒，那时我和弟弟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并无人招呼我们吃饭，我们只喝了一瓶AD钙奶。我们自认为是有骨气的，既然没人待见我们，那我们走就是了。于是，我拖着快要解体的鞋子，回家。路上，我和弟弟并无交流，那时也不会想太多，只是觉得有点不开心。现在想来，就是委屈，被冷落了。
回家后，妈妈问怎么没吃饭就回来了。我说：“我爸又不在，没人拿给我们吃。”
那是记忆里，特别需要父亲的一次体验，同时也埋下了鞋底会掉的阴影，后来每次做清明都忍不住看一下鞋底。
03年春天，是爷爷过世一周年祭日，要去送周年饭。记得爷爷下葬时，家里租下一条船，送葬的人有几十个。可到周年饭时，只有大伯带着我、小姐姐、弟弟三人，去时坐船，回去时就下雨了，没了船，也没伞。大伯带着我们躲进了一个窑洞，那个窑洞还在烧红砖。春天是有点冷的，站在窑洞口可以取暖。大伯不像父亲那样冷言少语，他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那个下午，我们四个人坐在窑洞里聊的很开心，可我一点都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我们伴着大伯的爽朗的笑声，等雨停，不，是变小。隔山容易，隔水难，回家的路异常复杂。出窑洞，在淅沥沥的雨里搭顺路的车到镇上，如果没记错，是大通镇(1876年被辟为寄航港，后来成为安庆、池州、铜陵三座城市的水路交通小枢纽，现在衰落了)。然后在大通镇转车至铜陵长江大桥，再转车回家，到家时天已黑。那天饿了肚子，淋了雨，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那天没上课，哈哈，请假的。
以上的记忆是十多年前，甚至更远，现在家里做清明简单了些。因江南的开发，乌龟山被夷为平地，除了爷爷的坟不在乌龟山外，其他的坟全部迁回家了。
我在编辑这段文字过程中，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看到未接电话，是大伯的。我回过去，还没等我说话，大伯就说，“王娟，我打错了”。
我说：“哦哦，大伯，家里清明做了吗？”
大伯说：“没呢，你回来吗？”
我说：“不了！”
说完这句话后，我心里想着，其实也是可以回去的，多想补充一句，我回去。再一想，算了吧，来回六个小时高铁，还要做地铁，经济和时间跟得上，体力也跟不上。况且，我还没到那么虔诚的年龄。
在本科毕业前我很少缺席家里的清明，大伯是主持人，我积极响应人和召集人。有时也是有点烦的，清晨赶车赶船，路上爬山跨沟，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很累。姑姑曾说，出嫁的女儿除了嫁的近，很少有机会做清明，做一次少一次。而我……
清明在即，清明也越来越远。愿远方的你们和记忆里的你们，安好。
2018年3月22日至23日，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