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为《寂静的小石湾》。
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清军铁骑下江南，势如破竹，打到江阴，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抵抗。接连损失三位亲王，大将十八名，死伤数万人，江阴城守了近三个月，最终城破，所有人被入侵者屠杀殆尽。
要知道，离这不远的那场著名的扬州保卫战，实际上只守了一天。
我最开始读到这个故事是在易中天《帝国的惆怅》，那一章他名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读夏坚勇先生的《湮没的辉煌》有感”。
他文中提到了一个叫阎应元的典吏（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阎应元作为义军领袖在城破后被俘，为了让他下跪，被清军刺穿了胫骨，“血涌沸而仆”。
南京距江阴仅一百公里，我从没去过，但此时却生出了想去的冲动。虽然我知道阎应元的坟茔已经随风飘逝，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留下的痕迹已经是了无可寻。
在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常常是身不由己的。我们已经从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看到了这一点，对小人物而言，活着是最大的目的也是奢望。“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对明王朝的永乐帝迁都北京和崇祯帝吊死煤山做的概括描写。然而国家真正遭遇危难时，捐躯赴死以身殉国的人，往往不是这些高高在上的肉食者，而是生而寂静死也无名的草民。
因此夏先生愤慨写道：“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了老百姓的了”。这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像洪承畴这样的大官，身受崇祯皇帝的重恩。在闻到他被俘就义的假消息后，崇祯甚至亲自为他披麻戴孝，举国同哀。但他还是膝盖一弯降了清。这样的人在朝代更迭时出现的还不少，反而是那些身处底层的老百姓和那批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奋起反抗，从容赴死，至死不渝。
这是何等的令人震撼！
夏先生对此解释：“之所以权贵们纷纷倒戈，而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文弱书生却奋起反抗，就因为后者是文化人，他们所捍卫和祭奠的，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灭之际，江南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
而易先生则认为，这恰巧是这些民间人士认死理的表现。正因为认死理，庄稼汉“宁肯脑袋不要，膝盖也绝不能弯”，黄道周之流才会临死前咬破食指写下“纲常千古，节义千秋”。如果是认活理（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他把这种认死理的态度比作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一个民族坚持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之前同我的好朋友彦名聊天，聊到了我们的高中老师。当谈到哪个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最大时，他告诉我是我们的语文张老师。彦名对我解释，他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信仰的力量。
我们的高中在当地算一个不错的学校，语文课不会被压缩，按照教学计划还会给我们讲一点课外的阅读材料，比如不太考的论语。张老师在讲论语的时候眉飞色舞，他是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但是班上大多数同学在他的课上常常睡大觉或者刷理综。我朋友认认真真的听完了他每一次课，并且认为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因为论语不考，实用性不大。但是因为他喜欢，我们又存在了太多对论语的误解，所以他想把自己的理解全部表达出来。即便他知道他讲的没有人在听，他还要讲。
彦名当时认定只有自己一个人听了进去，但听进去的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我至今还记得书上第六章，篇名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篇讲到孔子一行人出城遇见一个守门人，守门人问子路：“你们是谁？”子路告诉他自己是孔子的学生。守门人回答：“就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吗？”当我第一次读到夏先生《寂静的小石湾》时，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下次有机会回学校时我一定不会告诉张老师，时隔多年还有两个学生在一次喝酒中谈起他，谈起他讲过的论语。
“的确，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易中天在快结尾时写道。我很赞同这句话。这世上总有一些人在喊你去做你不愿做的事，小到下跪磕头，大到易服留辫，但总有一些人会站出来，用螳臂挡车的姿态去对抗整个世界的潮流。当有人拥抱这个庸俗的时代，也会有人对逝去的美好无法忘怀，他们像孔子，像王安石，像北岛也像海子，人类不亡，这种精神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