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内外纠缠的历史投影到平凡人物的命运变轨中，《烟火漫卷》设置了一条城市人群的代际关系链，以之演绎哈尔滨的历史变迁。第一代为哈尔滨的开拓者，包括谢普莲娜的父亲（犹太人）、伊格纳维奇（俄罗斯人）；第二代跨越了民国和共和国时期，包括谢普莲娜（犹太人）、于民生、刘鼎初；第三代为知青一代，包括于大卫（混血儿）、谢楚薇、刘建国（日本遗孤）等；第四代为铜锤、小李、黄娥，以及租住在榆樱院的小刘和胖丫，大秦和小米。哈尔滨的历史风云依托代际传递而显影，代际传递主要以谢普莲娜一家为中心。哈尔滨120余年的城市历史繁衍出的家族世代，当有六七代。《烟火漫卷》作为一部不到20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不适合一一叙述六七代哈尔滨人的历史。为了呈现城市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且避免叙述线索、人物构成过于枝蔓繁冗，小说对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时间占位进行了调控。这种时间调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延长谢普莲娜一代所占的历史时光，压缩城市人群的代际数量，以快进的方式叙述哈尔滨的近代历史。15岁的谢普莲娜在20世纪初随父亲从波兰来到哈尔滨，小说通过设置她两次婚姻对象的年龄，使得她这一代人所占的时间得到了延长，承担了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历史的讲述。她的前夫伊格纳维奇修筑中东铁路时就到了哈尔滨，比她大10岁，他们1934年结婚。1946年，谢普莲娜与比她小14岁的于民生再婚，两三年后生下了于大卫（由小说最初给出的信息可以推断出，此时的谢普莲娜已年逾花甲，作者为了让人物跨越时代，疏忽了计算年龄，并让谢普莲娜活到了80年代初）。对于哈尔滨的历史来说，伊格纳维奇和于民生是两代人；就谢普莲娜及其后辈的家族历史而言，伊格纳维奇和于民生是同辈人。通过谢普莲娜的两次婚姻，串联了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日军入侵、苏联红军进驻的历史事件，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哈尔滨历史。
二、以出生于1949年前后的刘建国、于大卫这一代人作为小说叙述的重心，以他们的晚年（70岁左右）作为“正在发生的故事”的时间，实现了对共和国时期哈尔滨70年历史的叙述。通过他们的回叙/回忆，知青岁月、父辈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遭遇、哈尔滨的老建筑和工业发展等历史穿插在当下哈尔滨的叙述中。小说所讲述的哈尔滨的代际传递，并不止于刘建国、于大卫一代。为了容纳历史和现实，容纳新、老哈尔滨人，以及编织人与城的新旧关系，小说利用了特定的空间作为连接点——借助榆樱院这个租住空间，小说在历史和现实、老哈尔滨人和新进城者之间建立了人事关联，实现了共时空、跨代际的哈尔滨书写。
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存在一个反复使用的叙事套路：以迟暮老人的人生故事来勾连哈尔滨的近代历史、构设异国情调，并以之作为当代哈尔滨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观念的参照对象，从而形成人与城的跨时代对话。例如，她的小说《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已经90多岁了，依然“能在冰雪中自如行走”。叙事者赋予春婆婆行动自如的能力，是为了让她在哈尔滨四处行走，以便从她的历史眼光打量这座城市的当代生存。再如，长篇小说《晚安玫瑰》中的赵小娥租住在犹太后裔吉莲娜的家里，吉莲娜和她的住宅，都充满了历史感，赵小娥住在这里，“等于住在了百年前的哈尔滨”[27]。赵小娥重复了吉莲娜的“弑父”悲剧，两人的故事构成了家国伦理、身份体认与人性欲望的跨代际对话。迟暮老人扮演了城市代言人的角色，她们的人生故事让哈尔滨书写有了历史纵深感，她们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是这座城市的老底子，她们凭借岁月积淀而成的话语权威评价哈尔滨。在历史时间的处理上，《烟火漫卷》与《黄鸡白酒》《晚安玫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迟暮老人所承担的历史叙事功能，分配到了谢普莲娜、于大卫这两代人身上，由此，哈尔滨的历史变迁得到了更繁复、更细密的表述。
《烟火漫卷》虽然没有在整体上采取倒叙的时间结构，但延续了历史回忆与当下现实交错的叙事策略，把几代哈尔滨人的身世扭结在一起，在哈尔滨春夏秋冬的时间序列中，讲述寻找的故事，同时穿插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