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对于这个观点有关质疑和评判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是目录学的客观效果；另一类认为这个命题不是目录学的内容或者它只是古代目录学的内容；还有一类认为这个命题没有多少实际价值，迂腐不合理且难以掌握。虽然这些观点都带有些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质疑批判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跳出了这个命题内部，站在新的基点上看待其与目录学的关系。
其中，王国强先生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传统中国目录学对于目录学的局部认知，是经验时代中国目录学有价值的总结，符合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实际又非常中肯的，我的理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能概括目录学实际功用的一部分，是中国化目录学的结果。
我国文献目录的起源，传统说法始于刘向、刘歆所著的《别录》和《七略》。同时还认为《七略》的内容和形式，体现了中国学界对书目的认识和要求。刘歆创造了系统目录、类例、著录方法。这种分类目录和类例是传统中国唯一的书目类型和排检法，著录方法中的提要也一直被视为揭示文献最有效、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之所以会对《七略》如此推崇，一方面《七略》在目录学中确实起到了开山作用；另一方面是《七略》在唐代失传了，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对于一个嗜古成癖的民族，大家就更能怀着一种敬仰、神秘的眼光去看待它，甚至任何后世的开创都可以归功于残缺的前者。以至于后代的目录学一直沿用最初的那些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几乎都选择服从于最初目录学那星星点点的局部认识。当然，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文献的指导思想，也是基于刘向、刘歆的学术思想而来的；班固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每类列举书目之后再介绍其著述源流。
由于传统中国学科界限不明，所谓的目录学家，也多是文史学者，他们首先从文史角度体认目录学，缺乏对目录学本体的认识，往往看到目录学与一般学科的共性，而难以看到它本身的特性。如果目录学可以在较独立的学术氛围里成长，或许它能够走向更宽阔的发展道路。
以上提到的几点就体现了王国强先生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传统中国目录学对于目录学的局部认知，符合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要求’观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是经验时代中国目录学有价值的总结。这句话是指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辩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
那么目录学又是什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首条即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在《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中又强调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足见其对目录书评价较高，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学问的入门之学。
“目”本义是指人的眼睛，引申义是指节目、条目、细目、项目和名目等。“录”本义是指刻木发出的声音，引申义是记录、抄写。在目录学中，目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录，指叙录，即对一篇书或一部书的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出版情况等作的提要。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包括书名、叙录、大（小）序。书名项著录书的名称、篇卷数，以及作者姓名、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序是古代目录书中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录学通过目录的特有形式，著录各类学术典籍，通过这些书目，人们可以大致了解各时代学术文献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代学术的盛衰。例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有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的作品。据此就可知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有较大的发展，而整个秦代只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没著录一篇诗歌，这又多少可以说明秦代文学的消歇、文学园地的荒芜。
此外，目录学还注重利用图书叙录及类序等形式介绍学术源流和演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便成为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同时，目录保存关于文献方面大量的原始资料，要整理古籍必须充分利用目录。
目录学把图书的著录、分类与解说同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与科技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并进而综述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目录学之功用和任务，凡欲做大学问者必先经此。正如前面提到的王鸣盛所说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以上便是我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观点的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