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单元，当家庭的个性特点得到普及，它便成了社会的一种思维共性，同样的，社会的背景文化也会极大程度地对家庭教育产生影响。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而常带着几分务实又理想化的矛盾特色。
说起中国家庭教育的“理想化”，可往上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千年前面对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局面，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遵循宗法制度，将“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一个家庭间相亲相爱，则推广到社会上，可由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发展为君贤臣忠、上下和谐的理想状态，如此说来，家庭教育在中国的社会活动中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人很早便意识到，不可简单地将家庭所教育的对象看为延续香火的子孙后代，他们更是社会与民族发展的新生力量，一切道德的根基，要从子辈教育建起。
因而“仁”成为了教育的核心，“礼”作为行为准则，符合“仁”与“礼”的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要求，便是符合“义”的道德价值标准。而为了更好地规范社会以趋紧于这种理想状态，董仲舒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中国式家庭教育因此带有鲜明而厚重的伦理色彩。
这种教育方式注重人文、重视秩序，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教育思维在一种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下周而复始地运转，维系着社会的稳定，而它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味地侧重纲常礼教、追求理想的仁爱，使得宋明理学片面地重义轻利；思维的僵化和局限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在危急存亡之秋，西学的引入便对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为救亡图存，“务实”成了近代中国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的当务之急。
腐朽僵化了的“孔家店”或许已被打倒，而在这动荡的思想变革之后，人们却忘了在心中再竖起一杆象征理想的旗帜——观当下社会，家家都有本“小儿难养”的经，但提及“教育”一词，有多少父母长辈堪称有几分不俗心得？多少成人盼着把孩子“拉扯大便算功德圆满”，但在这养儿的过程中，又有多少言行表率堪称“教育”？
如今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也已自成模式，父母对子女的爱古今中外未曾衰减，可爱的出发点虽未变，爱的步伐却又走上了极端的“务实化”。当“狼爸”、“狼妈”作为“摧残式”教育者火在网上时引人热议时，少有人意识到，教育子女时造成的更深伤害往往是“随风入夜，淹物无声”的。望子成龙、手拿棍棒逼迫者有之，而同时还有一类家长，他们采取怀柔政策，每天小心翼翼体察入微，无声地将务实的期许融入呵护的行动中。面对家长渴求子女“获取功利”的心，子女最害怕的是无情的棍棒，还是更无颜辜负的热牛奶、温咖啡？里尔克说：“凭着这温柔的姿态，你可以把握整个世界。”中国式家长不知不觉成了其中好手，无论是否使用棍棒，中国式家庭教育，竟变得普遍存在着用爱来互相胁迫、用负罪感来彼此捆绑。
只为考试只为赚钱的教育目的根植在人们心里，中国的家庭教育模式残存着父辈对子辈的绝对支配，却又丧失了以家助国的那份大仁大义。心疼当今受重重压力逼迫着成长的孩子，却更心疼他们汲汲营营劳而少功、爱而少得理解的父母，其实这样的父母不也是极端务实化以至功利化家庭教育的受害者吗？他们虽然年龄与技能上早就成年，但在道德思考和教育理念上，却大多没有脱离“追逐利益”的教育循环而形成较为独立的深入见解。当教育脱离了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根本出发点时，教育的结果便也易于苍白。
“理想化”是中国教育沿袭历史所独到的，“务实化”是顺应时代加快发展所需要的，这两者看似矛盾，其留福子孙、造福社会的初衷却绝未曾矛盾，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如何平衡行为上的踏实务实与思想上的崇高理想，是每一位长者在教育子孙时所应审慎思考的。家庭教育本就关系受众的人生发展，更何况冠以“中国式”的抬头，为促进社会高效而充满仁爱地长远进步，无论父辈子辈，都需共思共勉，把握分寸，别让务实成了功利、理想成了天真。
